當人們一次次地問：“比特幣合法嗎？”，真正困擾他們的可能不是法律條文本身，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我們習慣於做一個“順民”，習慣於等待權威的允許，而非主動爭取法律未曾禁止的自由。

這個帶着中國式語境的問題，不只折射出監管與自由之間、創新與穩定之間的複雜關係，更暴露了在一個新舊交替時代下，我們對自己身份的困惑：我們到底應該成為“順民”，還是主動擁抱新事物、追逐時代紅利的“公民”？

2021 年 1 月，我曾在知乎專欄發表一篇名為《比特幣在中國很“合法”，這是真的嗎？》的文章，收穫了超過 3.5 萬次閱讀、100 個贊、上百次轉發與近 200 次收藏。這些數據背後，正是人們長期以來對這種“順民式”疑惑的真實寫照。

1. 問題

從法律上明確講：在中國，比特幣一直以來都是合法的。

正如我在 2021 年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國的法律體系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只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才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迄今為止，沒有一條法律規定持有或交易比特幣是違法犯罪行為，更沒有相關刑事處罰的規定。

正是這個明確的法律框架，使得個人持有和交易比特幣始終處於合法狀態。

然而，很多中國人在面對新生事物時，往往第一反應不是“有沒有被禁止”，而是“有沒有被允許”。這種思維慣性，並非個體的理性選擇，而是兩千年封建統治留下的集體無意識：

我們更習慣於做“順民”，只做法律明文允許的事，而不是現代法治下的“公民”——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便擁有做的自由。

這種文化深層的路徑依賴，才是“比特幣合法嗎”這個問題反覆被提起的真正背景。

當然，很多人對這一事實依舊存有疑問，其根本原因在於監管措施所帶來的實際困難。

雖然持有和交易比特幣是合法的，但比特幣交易在中國的實際困境是由嚴格的監管所導致的。

這一點，2021 年的文章也詳細講述過。尤其是 2017 年的“九四事件”，央行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直接導致中國境內所有比特幣交易平台被關閉。

這一監管行動並非針對比特幣本身，而是出於金融穩定與防範風險的需要。

回顧歷史，我們更能深刻理解監管的邏輯：當時 ICO 熱潮席捲全國，金融風險凸顯，為避免更大的風險和社會不穩定，監管層選擇了“一刀切”式的監管措施。

雖然代價巨大，但從結果來看，中國的金融體系確實實現了穩定運行。

2. 世界

在國內市場交易平台關閉之後，中國交易者紛紛轉向海外市場，比特幣的全球交易格局也隨之發生變化。

2021 年我在文章中提到：當時全球十大經濟體中，只有中國禁止銀行及支付機構參与比特幣交易。而現在，這種格局基本未變。世界上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德國、英國、韓國等，比特幣仍然處於合法的自由交易狀態。

2022 年以來，全球經濟持續震蕩，美聯儲頻繁加息，導致資本流出新興市場迴流美國，中國經濟也因此承受了較大壓力。

尤其是特朗普再次上台以來，美國對加密資產的監管迎來了關鍵性的“政策大拐彎”——從防範轉向吸納。

2024 年特朗普簽署的《比特幣儲備法案》首次承認比特幣可以作為戰略性儲備資產納入政府資產負債表；而參議院剛剛通過的《GENIUS 法案》（穩定幣）則為 USDC、USDT 等鏈上美元提供了明確的合規通道。這些變化不只是技術層面的革新，更是貨幣主權競爭的前哨戰。

相較於美國借比特幣應對通脹與貨幣霸權的戰略野心，中國更在意的是實業、出口和就業的整體穩定。在製造業鏈條依舊強勢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政策核心不是去爭奪全球資產定價權，而是“托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面對特朗普開啟的貿易戰 2.0——關稅壁壘重啟、供應鏈圍堵、芯片限制加碼——中國需要一個足夠“穩”的金融環境來應對外部衝擊。這種“穩”意味着對所有高波動資產保持距離，哪怕是創新性的。

比特幣天然波動劇烈、炒作氣氛濃厚，一旦與社會融資體系掛鈎，將可能引發“類投機傳染”，引發次生風險。

因此，“監管從緊”並非完全否定其價值，而是為國內金融系統構建一道延遲衝擊的“緩衝帶”。所以，你出金入金遇到的所有問題，基於這樣的背景就不難理解了。

3. 「敵人」

比特幣的初衷是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無國界的金融體系，從而擺脫美元霸權，而這也恰恰與中國長期以來試圖挑戰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

事實上，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早在 2009 年就提出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SDR）的想法。這種與比特幣初衷類似的貨幣體系，始終是中國央行追求的目標之一。也正因此，周小川才在 2014 年提出著名的“郵票說”，將比特幣定義為一種商品，以此避開貨幣監管的直接衝突。

2021 年我提及這一比喻時，引發了讀者強烈的共鳴，因為它恰恰點出了監管與法律之間微妙的博弈關係。

但有趣的是，去中心化的穩定幣，或許恰恰是中國在這場美元霸權博弈中的“灰色武器”。關於這一點我在《關稅是刀，貨幣是盾：一次「美元霸權裂解」與「穩定幣崛起」的機會》中有詳細的闡述。

關鍵點在於去中心化穩定幣背後所錨定的資產，不再依賴美元，而是由 BTC、ETH 等去中心化資產組成——這意味着，它們既無法被凍結，也無法被美國司法體系任意觸碰。

這正好為中國爭取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迴旋空間：在不直接挑戰美元霸權、不撕破地緣貨幣關係的前提下，實現了對美元清算系統的“准脫鈎”。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選擇在穩住人民幣匯率、控制跨境資本流動的同時，在鏈上留下一條“可控”的出口，是一次聰明的權衡。

去中心化穩定幣，犹如一條地下通道，在地緣金融的高壓封鎖中，為中國提供了另一種轉圜空間。在全球貨幣體系從“中心化結算”向“協議化清算”演進的時代潮流中，比特幣，作為去中心化穩定幣背後的重要抵押資產，將不再只是民間的避險選項，它可能悄悄成為國家之間博弈的影子棋子。

4. 紅利

在過去幾年中，儘管監管措施始終嚴格，比特幣價格卻不斷突破歷史新高。全球範圍內對比特幣的接受程度正逐漸提高。

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量第二大的國家，其對比特幣的監管態度，無疑對全球市場有重大影響。當中國監管環境發生變化時，全球比特幣市場也必然會發生巨大波動。

這就是所謂的監管紅利。

這種“監管紅利”的本質其實非常簡單：一個被長期壓制的市場，一旦監管環境出現鬆動，必將迎來資金迅速湧入、需求暴漲的階段。這種現象並不罕見，歷史上曾在中國股市、房地產市場和互聯網金融領域多次上演。而比特幣市場，尤其如此。

回想 2017 年“九四事件”之前，中國市場一度佔據全球比特幣交易量的近 90%，而在監管全面收緊后迅速跌至不足 1%。這樣大規模的市場需求被長期人為壓制，意味着一旦未來政策放寬或出現新的窗口期，市場情緒將瞬間爆發，形成極其強勁的購買力。

一個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在 2024 年 3 月批准了機構投資者交易比特幣支持的證券的申請。這一舉措標志著英國政策的重大轉變，推動了比特幣價格的飆升，突破了 72,000 美元的歷史新高。這一政策變化不僅影響了英國市場，也對全球投資者產生了积極的影響，凸顯了監管政策對加密資產市場的深遠影響。

更重要的是，監管紅利還伴隨着比特幣市場的結構性變化。曾經對加密資產保持謹慎態度的中國機構投資者，近年來開始积極關注海外市場的動向，布局通過海外基金和合規渠道配置加密資產。

例如，中國華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華寶海外科技 C（QDII-FOF-LOF）”基金在2024 年 12 月通過支付寶平台進行了廣告宣傳，強調其對 Coinbase 和 ARK 21Shares 比特幣 ETF 的間接投資。該基金允許用戶每日最多購買1000元人民幣，最低投資額為10元人民幣。這一舉措表明，儘管中國大陸對加密資產持謹慎態度，但通過合規渠道，投資者仍可間接參与全球加密資產市場。

從長遠來看，比特幣的監管紅利並不僅僅是簡單的價格上漲，而是代表了一種全球資金配置的重塑機會。當中國市場重新融入全球比特幣生態時，全球資本必然加速流入這一長期“被低估”的市場。而比特幣市場的去中心化和全球流動性特徵，決定了它將成為跨國資本配置最迅速、最靈敏的渠道之一。

因此，監管紅利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不僅預示着比特幣價格的上漲，更意味着中國可能逐步重新參与全球金融秩序的構建，以一種更加主動、靈活且有競爭力的姿態參与全球貨幣博弈。這種機會，對於今天的投資者來說，或許才剛剛開始顯現出它的輪廓。

結語

真正的合法性，從來不是簡單的法律條文所能完全定義的，它更是一種時代共識的體現。當我們反覆追問“比特幣合法嗎？”的時候，追問的其實是我們作為個體與社會的身份定位：我們究竟是繼續做被動等待的順民，還是主動抓住時代賦予的「公民紅利」？

比特幣合法性的爭議，不會因為一個明確的法律條文而輕易終結，但去中心化的趨勢早已無可逆轉。

美元霸權終將被歷史潮流所沖刷，去中心化的貨幣與金融秩序才剛剛嶄露頭角。

比特幣之於我們，不應該僅僅是資本市場里浮浮沉沉的一種資產，更應該成為公民身份覺醒和時代紅利捕獲的重要契機。

如今，我們正站在一個從“順民思維”向“公民意識”覺醒的重要節點上，比特幣的真正價值不僅是資產本身，更在於它背後的趨勢與理念。

記住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智慧：

在新秩序崛起的時代里，真正的風險不是波動，而是錯過。

如果你不希望錯過這個時代賦予你的「公民紅利」，請認真看一下這兩篇內容：

• 比特幣：長期主義者的終極避險方案？

• 非對稱性，「價值投資」視角下的比特幣底色

行動，從成為主動爭取紅利的「公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