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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紅林
來源:曼昆區塊鏈法律服務
乾隆四十二年的夏天,運城鹽池的水面褪去了往年的碧色,裸露出一層層刺眼的鹽殼,彷彿大地在烈日下蛻去的舊皮。
池邊的曹德海站在鹽場門口,望着夥計們挑着一筐筐鹽入庫,心裏卻像那池水一樣乾涸。明日便是鹽運司來催繳鹽課的日子。沒有那張半尺長的鹽票,他再多的鹽也只是禁品,出不了關卡,走不出運城。
在鹽池的世界里,鹽票是通行證,是財富的鑰匙,也是官府的枷鎖。鹽票用黃麻紙製成,印着「河東鹽運司」的朱紅官印,背後寫着商號、票數和課銀,看似輕盈,卻是鹽商一年的生死線。
史載運城鹽池,年產鹽近五百萬擔,約佔全國總產的十分之一。河東鹽課佔山西省財政的三成(《清代鹽政史料彙編》卷五)。鹽池的鹽,不只是百姓桌上的調味,更是官府的軍餉,是王朝的命脈。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寫道:「運城鹽池已是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4700 多年前,黃帝戰勝蚩尤后,將國都遷至安邑鹽池附近,開啟了池鹽的開發利用,為華夏基業奠下了第一根樁。此後堯、舜、禹在此建都。春秋時稱「鹽邑」,戰國稱「鹽氏」,漢代稱「司鹽城」「鹽監城」,元代叫「鳳凰城」,明代又稱「運司城」。因鹽運而設城,中國僅此一處。
曹德海記得父親臨終前說過:「咱做的不是鹽生意,是鹽票生意。沒了鹽票,挑再多的鹽也是挑刀子。」
鹽票的設立,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間的「開中法」。從那時起,國家便用一紙鹽票把鹽池的財富握在手中。
鹽票既是流通的憑證,也是朝廷鹽稅的收據,是國家財政的命脈。然而乾隆年間,隨着票號興起、驛道繁榮,鹽票的性質悄然生變:不再只是兌鹽的憑證,也成了商人倒賣的對象。
鹽商們學會了新的生意:拿到鹽票,不急着兌鹽,而是轉手賣人,賺取差價。倒引、拼引、轉賣,鹽票在茶樓酒肆里倒來倒去,成了另一種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金融票據」。
《清代鹽政史料彙編》記載:「票商倒引之風,積習日深,至有銀票鹽票互易,官課屢失。」鹽票,本是官府掌控鹽池的工具,卻在市場的縫隙中長出枝丫。乾隆三十七年,運城鹽池爆發倒引大案,連鹽運司的官吏也捲入其中。奏摺里寫道:「倒引一案,累官數十,牽商數百,鹽課斷流,庫銀虧空。」(《清代鹽政檔案輯錄》卷三十二)
可官府的算盤從未停過。
倒引擾亂了市場,卻也成了財政的潤滑劑。倒引交易的「手續費」、官吏的分利,成了地方鹽課的隱性來源。河東鹽運使在乾隆四十二年的奏摺里寫道:「倒引雖屬弊病,然課銀尚可徵得,苛禁恐致斷流,尤恐鹽引之用無繼。」
國家與市場,就這樣在鹽票的紅印下反覆試探。國家用鹽票維繫軍餉,維繫官場;鹽商用倒引、拼引,把紅票變成銀兩的流水。鹽票的信用,終歸附着在官府的刀筆和鹽務警察的威嚴之上;而市場的力量,則總能在威嚴的縫隙中穿行不息。
那些夾在鹽票夾縫中的腳夫和票號,他們或許最懂這條道理:這世道里,從沒有純粹的自由,也沒有絕對的禁令。
有人說,加密貨幣是去中心化的,是對國家貨幣發行權的終極挑戰。算法的共識、分佈式賬本、匿名錢包,彷彿讓財富第一次掙脫了國家的枷鎖,像鹽池的風一樣,自由地流動。
然而鹽池的歷史早已寫下答案。倒引本是擾亂專營的病痾,卻在官府的賬簿上變成潤滑劑;鹽票的紅印,是禁令,也是許可。去中心化的理想背後,總有國家的觸角和身影。
人們以為加密貨幣是對國家貨幣發行權的終極挑戰,但當行業走到今天,擁抱監管成了主旋律。KYC、AML、交易所合規、稅務透明,這些詞彙像風中的鹽霜,一層層覆蓋在「去中心化」四個字上。
國家的算盤,總能將自由的理想納入制度的版圖。
2025 年,比特幣大會,美國副總統萬斯直言不諱:「比特幣是一個對抗壞政策的工具,不管是哪個黨的政策。」「中國政府不喜歡比特幣……既然中國遠離比特幣,那也許我們美國就應該走向比特幣。」「我們成立了國家比特幣儲備,讓比特幣成為美國政府的戰略工具。」「美元掛鈎的穩定幣不會削弱美元,反而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倍增器。」
就像當年鹽票之於鹽池,國家用紅印和刀筆控製鹽的流通;今天的監管機構,用合規牌照和鏈上監測,把財富的流向握在数字指尖。國家或許失去了紙票的垄斷,卻用法律、牌照、鏈上監測,重新築起一道看不見的圍牆。監管的手伸進了每一個錢包地址,鏈上數據的公開透明,反倒成了國家的新武器。
國家的手,從未真正鬆開過財富的韁繩。
鹽池的故事遠去了,鹽票成了史書里的黃頁。但那一紙紙泛黃的麻紙上,依然留着國家與市場共謀的痕迹。財富的流通,從來不是單純的商品交換,而是國家與市場的博弈,是信用的較量,是制度的權杖。
鹽票的信用,歸根結底附着在官府的威嚴之上;加密貨幣的信用,看似去中心化,實則也在國家法律的陰影下徘徊。沒有監管的許可,沒有稅務的通道,加密貨幣再多的節點,也只能遊走在灰白之間。
站在運城鹽池邊,看着那一層層風乾的鹽霜,我彷彿看見了財富的底色:一半是市場的慾望,一半是制度的枷鎖。鹽票、紙幣、比特幣,它們的形態變了,權力的本質卻依舊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