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在研究現實世界當中，真有那麼一點點的用處，可能更多的是，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如果曾經強大過，有可能會再次強大。這種概率，似乎遠遠大於一個從未強大過的國家，逐步地變得強大。請注意，我這裏說的只是概率。

那這能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啟示呢，就是在判斷歐洲這片土地的時候，似乎能用得上。曾經強大的歐洲，是否已經具備了再次強大的可能。這比判斷全球很多此前並沒有誕生強大國家的地區，是否會逐步的出現新的強國可能更有可預見性。

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是類似中國和歐洲這樣的國家和地區，會走向再次強大，還是其他地區會逐步的走向新的，歷史上比較少見的強大，似乎也是一個有助於思考很多問題的點。當然，再強調一遍，我這裏說的是概率，也就是不同歷史背景國家發展的難度問題；如果曾經沒有強大過，所需要探索和付出的努力就會更多，這裏並不是提供一種宿命論。

一

實際上自二戰之後，整個歐洲從自主性發展，以及對世界科技和智慧等層面的貢獻來說，一直是被美國壓制的，這並不是說，曾經引領歐洲的那部分人才，大部分都移民到了美國所致，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當失去自主性的時候，也就失去了對人類最尖端問題的接觸，只變成了對美國所創造的，已經存在的世界的合理化解釋和輔助宣傳，也就不會有更大的挑戰來刺激整個社會和人才體系了。

這裏面的意思是說，當歐洲的資金、安全、商業等體系，都來自美國更大規模的體系外溢的時候，歐洲既失去了觸碰人類終極挑戰的榮譽感，也失去了解決現實問題的积極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歐洲實際上進入了“士兵”方陣，而非“將帥”這個體系，這對刺激人才的出現、貢獻更多的創新等，都是一種巨大的埋沒。

很多人可能覺得，類似美國一些搞科技的等等，總想搞全球軟件系統、火星移民、人工智能等等，是一種純資本商業行為，其實從工業革命剛開始，一直到二戰結束前，整個歐洲都是這個氛圍，這也是近現代歐洲誕生那麼多偉大科學家和思想家等等的原因，因為歐洲站在了整個世界的最前沿，這種所站立的位置，決定了巨大的社會和人才動力來源。

這就好比說，中國為什麼開始獨自規劃和建設整個月球等的探索體系，因為環顧四周，其他國家已經落下很遠了，如果在月球建立人類基地這事中國不做，中國是沒有順風車可搭的，這是挑戰，也是動力，更是榮譽，這就會刺激整个中國的人才和智慧體系。這種當下屬於中國的力量，在工業革命至二戰前，都屬於歐洲，而在二戰後，基本都屬於美國（冷戰期間蘇聯也貢獻了一部分，但難以持續）。

二

屬於歐洲的可能性改變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期。

這裏面有三個根本性的歷史變化。第一個是，美國從安全層面，一定會逐步的從歐洲抽身，這不僅僅是體現在俄烏衝突這個層面，而是整個美國的體系性對外需求改變；第二個是，美國自二戰後引領世界的這種挑戰性、榮譽性力量已經不足以讓美國忽視成本問題，也就是這種引領性力量所創造的收益，無論是從短期感受，還是長期預期方面，都無法覆蓋包括歐洲在內的盟友經濟體系（帶不動了）；第三個是，歐洲除了需要安全和決策上的“獨立”，實際上從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來看，最終的真正指向是歐盟，因為歐盟跟美國的產業重合度最高，美國只有搶佔了歐盟的高端產業體系，才可能保住軍工、大飛機等等領域的戰略性份額。

從最近特朗普、貝森特等的言辭中也已經非常明確，美國沒有打算製造運動鞋和T恤、襪子，而是要製造軍事裝備、各類大物件。這意味着大部分生產中低端產品的製造業國家，都不會成為美國關稅戰的最終目標，因為美國已經開始放棄跟這些國家搶紡織品、運動鞋、T恤、襪子等工作崗位。

當然，除了跟歐洲競爭軍事裝備、大飛機等，跟中國競爭計算機、人工智能等也是一個重要的目標方向。這裏先說歐洲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如果再加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確實認為歐盟的成立是為了削弱美國，那美國對歐盟是存在“下死手”的客觀動機的。美國既不想再保護歐洲了，也沒有意願和內部確定性的增量經濟資源來帶領歐洲，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得通過“關稅戰”來擠掉歐洲跟美國較為重合的優勢產業才能“守住”美國更確定的利益（高附加值工作崗位）。

這種變化，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徹底的趨勢。如果歐盟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隻能說明，歐洲的再次強大可能依然非常遙遠，因為歐洲的自主性，也就是直面世界性前沿問題的榮譽感、积極性等都還沒有重現，都還寄希望於躲在美國身後來尋找自身所有困境的解決方法。

三

那歐洲，也可以說當下歐盟+英國這個體系，到底有沒有這種潛力呢？

從我個人的理解來說，潛力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是逼出來的。就像俄烏衝突，以及特朗普團隊在對待俄烏衝突方面的態度，就迫使歐盟出現了歷史罕見的決策統一性，無論是德國的軍事工業，還是戰後軍事決策的突破，又或者是歐盟整體的大額國防預算等，實際上都已經出現了以前根本沒法想象的共識。

如果說這隻是俄烏衝突帶來的安全自主性“突破”，那最近開始的，特朗普威脅要給歐盟加征50%關稅，必須要讓歐盟在關稅等問題上給美國讓步等，這將是歐盟在經濟層面的自主性決心考驗。更重要的是，歐洲還面臨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整個經濟的創新前沿，依然是吃老本的狀態，全球80%以上的前沿創新實體都在中國和美國，整個歐洲在前沿創新領域已經落後，這也使得整個歐洲不得不反思其數十年來“退休式”的、“臃腫僵化”的、“依賴美國帶路”等的社會和創新環境。

從這個角度來說，歐洲需要的改變，甚至遠比美國要迫切。

在二戰之前的幾百年裡，歐洲實際上是一個較為明顯的，“國際架構型”國家體系，這從某種程度上也是被逼出來的。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阻斷了歐洲向東的發展路線），以及地中海商業文明的衰落，迫使整個歐洲不得不面向大西洋，從這個時候開始，探索世界，以及給探索出來的，新的完全不同的各個體系，搭建新的各類交互性架構，就成了歐洲不得不要面對的事情。

因此說，當下的歐洲，是否依然具有這樣一種潛力或普遍的興趣，或者說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更多的國家是否還有信任歐洲的可能性，這個或許是非常值得討論的一個話題。當然，就算歐洲重新強大起來，也不能再以當年殖民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了。

如果我們站在歐盟之外去關注這個體系，實際上從我個人的一些思考（閑聊）和旁觀來看，歐盟的潛力還是非常大的，這跟整個歐盟體系內部的多元、分工和優勢等都有關係。但歐盟還需要做幾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有可能真正擺脫當前的困局，以及變得可持續。

我們先說關於內部的多元、分工等優勢。這裏主要說德法英。英國儘管已經脫離歐盟，但從整個未來的發展看，很難完全脫離歐盟，尤其是在俄烏衝突和美國政策巨變之後，兩者的綁定效應只會增大，而非減少。

簡單的來說，德國是一個非常重視基礎教育和職業層面非常較真的國家，這兩點決定了德國可以給歐盟帶來最基礎的可預期和可靠性，關於重視基礎教育等，可能整體性的教育體系都是比較重視的，包括職業教育等，我這裏重點提到基礎教育，是因為相比美國和法國、英國等，德國在基礎教育裏面是比較重視的。

這就使得德國的整個製造業和職業體系，是具有很強的穩定性的，這裏的穩定性雖然不包括創新層面，但畢竟大部分製造業，實際上並不是完全基於最前沿的創新，而是基於認真、質量、規模和人才供給體系的穩定。

關於德國的教育，這其實還不是我想說的，而真正德國的這種體系，塑造出來的職業的“較真”，是可以把很多問題研究清楚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很多德國人眼裡，這個世界上，除了愛情，沒有什麼事情是說不清楚的。

比如一直被認為難以說清楚、神經質一般存在的哲學體系，也被愛較真的德國人給說得很清楚了，以至於現在要研究哲學，包括各種定義、概念等，都得看德國籍的哲學家怎麼說的，包括康德、尼采、黑格爾、叔本華、海德格爾、馬思克、費希爾、謝林、維特根斯坦、哈貝馬斯等等。

也就是說，德國是一個較真到，連哲學都要系統性的搞清楚、做定義的國家，更不要說其他職業性、科學性問題。

那這又能說明什麼呢，其實如果我們去看對待二戰的態度，德國跟日本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一個連哲學概念都要定義清楚的國家，不太可能在錯或者對這樣的事情上糾結太久，錯就是錯，對就是對，錯了就要認錯，認錯就要徹底。實際上這也是二戰後德國被區域內的國家，以及全球大多數國家逐步接受的原因。

而這也意味着，如果當下，德國認為此前依靠美國的歐洲安全體系是錯的，那也就預示着，德國人會就此開始，重新認識和做出清晰的決策，而且大概率會義無反顧。這些東西確實是需要根據德國人的民族性，來做判斷的（閑聊）。

如果說德國給歐盟提供了一種心理和預期層面的可靠性、確定性，英國實際上如果基於歐盟這個體系來看的話，是可以為其提供宏觀平台的開放性和可持續性的。我們經常會關注到英國對全球輸出的一些制度體系等，當然不成功的佔大多數，很多甚至已經走到了瓶頸期。

而我個人覺得，英國真正的架構性優勢，實際上體現在商業和社會活動等層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全球現在參与度非常強、影響力也非常大的大部分現代體育運動，基本都是英國人發明和搞出來的規則、參与體系，包括現代足球、板球、橄欖球、曲棍球、羽毛球、高爾夫球、網球、壁球、斯諾克、賽艇、競走、現代射箭、飛鏢、現代拳擊等等。

設計一項體育運動，並將其推廣成一個全世界都願意參与的規則和裁決體系，實際上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這裏面是對人潛能的激發、對人性的釋放和可控性模擬，既要考慮到參与的积極性，還要考慮到競技的吸引力、觀賞性等，更要考慮到裁判和規則問題，甚至還有如何設計“漏洞”和可訓練性提高等等。如果把這種邏輯，放到經濟發展的商業領域，實際上就是設計一整套經濟活動的循環問題，裡面包括了參与者、如何激發參与者、如何裁決、如何容納增長、變得可持續等等，並非易事。

如果從交易的角度去看，美國從整個綜合國力的角度，也可以說從工業規模等各個角度，早就超過英國一百多年了，但全球可信交易市場的轉移，至今沒有完成，也就是倫敦依然是全球第一的金融中心，紐約並沒有完成對倫敦的替代，這實際上跟英國設計和維護整個全球性交易體系的傳統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四

法國在歐盟這個體系裡面，活躍度非常高，在外交領域的存在感十分強，很多人也覺得，法國的基礎工業和軍事工業也都還可以，但實際上我個人覺得這些未來都不是法國的優勢，也不是法國對歐盟這個規模下的分工性支撐力。法國可能會貢獻想象力和消費類奢侈品。

最早的時候，法國也誕生了非常多的科學家，甚至不比英國少，這是因為法國那個時候在猛追英國的工業，具有很強的工業底子，大部分人才的想象力都可以說更偏向於硬核科技和基礎科學等，但隨着後來德國、美國等工業的崛起，法國的想象力開始朝着社會學層面發展，至今已經完全進入到藝術層面了，而藝術對想象力的依賴，正好跟奢侈品的“超脫”、“不俗”等營銷賣點相結合，再加上大巴黎地區對各類場景建築和各種社會活動的長期經營，法國的想象力和奢侈品產業實際上非常具有優勢，如果再加上法國本身有非常好的農業種植地帶，葡萄酒、食品等餐飲行業又可以藉助旅遊等發展，奢侈品、想象力、旅遊、餐飲會議等等，互相成為支撐，在吸引全球消費者方面是非常可持續的產業。

基於這樣的一個產業背景，法國如果是在歐盟這個體系下，也就是不是單獨的存在體系，那麼法國在未來吸引美國人才的“返流”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更像美國，其實最早美國建國初期的時候，就是學的法國）。前一陣法國就開了一個針對美國科學家等的，選擇歐洲的國際會議。

實際上除了藝術層面的想象力，如果法國是基於歐盟這個體系，給科學家等提供一個更寬鬆包容的社會環境，同時又不像德國那麼死板和單調，法國能提升整個歐盟的娛樂、飲食、可玩度等，而在法國產生的科學成果可以通過歐盟體系內的德國等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去實現，也就是法國接納美國人才的返流和提供更好的研究場所，德國提供科學末端的實現，是可以出現新的，跟美國競爭歐美體系人才的優勢的。

當然，歐盟內部還有西班牙、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強國，這裏就不一一來討論了。目前歐盟最大的一個創新型障礙，實際上是體系性的“制度”問題。由於二戰後整個歐洲都失去了危機感，同時呢人口增長緩慢，基礎工業和產業品牌體系擁有領先全球的代差級優勢，整個歐洲的核心國家都過得非常舒服，這就使得這些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型國家，也就是把管理這件事，做到了滲透率極高的底層體系，這就導致歐洲整個體系，只適合不計成本、利潤穩定的大企業生存，小企業根本無法適應歐洲的整個管理體系，也就是根本不適合初創型公司，這也是近幾十年來，歐盟錯過互聯網等各類新興科技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這裏面有一個新的方向值得關注，就是對於英法德等歐洲核心國家來說，官僚和臃腫體系，以及過於依賴大企業的鎖定生產穩定性的僵化機制，可能也會給其他歐盟體系內的邊緣國家，提供更多的機會。就比如波蘭和北歐一些國家，最近看到幾個歐洲做飛行摩托、汽車等飛行交通工具的初創企業，竟然都是波蘭的。再比如近年來比較火的幾個創新葯等，就來自北歐企業。如果再從對外的合作去看，比如西班牙、匈牙利、希臘等國家（這些國家跟中國就合作得很好），也存在從外圍給歐盟貢獻製造業、服務業等的新增長可能性。

在市場競爭當中，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句話，就是成功取決於自己，而更大的成功往往主要是靠對手來完成的。其實如果從歐盟現在的處境來看，要想“再次”強大，或者說比歷史上“更強大”，可能真的要靠強大的對手來完成。比如俄烏衝突和美國的關稅戰，俄羅斯和美國在安全和經濟層面的雙重夾擊（都可能在對歐盟下死手），是否可以重塑歐洲，至少是否真正的能讓歐盟走出獨立的發展體系，給世界一個新的，具有引領性架構的發展極，確實值得期待。

五

那最後我們再做個假設，就是假設歐盟內部的分工和發展支撐，都是世界級的，都是具有很大潛力的，而由於俄烏衝突和美國關稅戰，歐盟內部達成各類“自主性”發展的共識更容易，歐盟整個體系的重塑和獨立性發展指日可待，那這裏面，如果從更大的全球地緣等環境來看，還差什麼呢，也可以說，歐盟還需要做什麼更前瞻性的事情呢？

我這裏做一個閑聊討論，我覺得歐盟至少還需要做三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在內部體系裡面，如何把英國重新整合進去，或者更具體的來說，英國是否願意放棄英鎊，融入歐元這個體系，然後利用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把歐元的競爭力和全球參与度推升到完全可以替代美元的程度。這個對於歐盟未來的全球性發展，以及內部的更強大分工演化和優勢體系發揮尤為關鍵。

第二個事情是，歐盟必須要重視中東地區，如果中東地區只是美國傾銷軍火和輸出戰爭和矛盾的地方（就像東歐一樣），歐盟未來的諸多地緣環境都會出現新問題。因為歐盟主要的移民實際上只能來自中東地區，這是阻止不了的，只可能有階段性的放緩政策，長期看歐盟沒有選擇，歐盟人口萎縮趨勢無法改變。但如果中東給歐盟長期輸入的不是合法的移民，而是難民（因中東常年打仗），歐盟的很多發展性精力和資源將會被嚴重分散，內部政治體系也會因非法移民問題開始分裂。而如果中東能夠穩定起來，出現一些可持續發展的跡象，歐盟不僅可以獲得更高素質的合法移民，同時中東還可以成為穩定的能源供給，以及大飛機、奢侈品等最重要的銷售市場（畢竟中東的土豪和能源一樣多）。

第三個事情是，歐盟需要跟中國合作，至少在未來數十年裡，不能站在中國的對立面，這不是說中國的發展就一定需要歐洲的問題，而是在諸多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貿易發展層面，中國和歐洲的利益、訴求等是高度一致的，無論是對國際貿易的需求和維持，也無論是對中東等地區的穩定和繁榮期待，又或者是整個亞歐大陸的互聯互通等，其利益、發展訴求等都是一致的，中歐都不是基於世界衝突來獲利。至於俄烏衝突這個問題，就像歐盟決定不了俄羅斯和美國的行為，中國也一樣，也決定不了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基於俄烏衝突遷怒中國，歐盟就陷入了真正的死衚衕。

六

關於美國跟歐盟的關係，實際上大部分情況下，是基於過去二戰後的秩序來建立普遍性認識的，因此，現在很多分析和很多歐盟等體系內的國家，會基於各種類似價值觀、同根同源等等去綁定這樣的認識，這實際上是錯的。美國和歐盟的關係，從來跟價值觀、同根同源等沒有太大的關係，如果沒有二戰後的美國超級實力為統一性的背景，歐洲大陸和美國之間，以及歐洲大陸內部，不會有一天的“安靜”日子，互相打起來的，都是所謂價值觀相同和同根同源的（幾乎所有的歐洲大陸戰爭都是如此）。

因此說，基於價值觀和同根同源這種邏輯來判斷未來的歐盟和美國等關係體系，基本可以說完全是錯誤的。如果不信的話，可以先看看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最終只能走向吞併和反抗吞併），加拿大隻是“領銜”歐洲一步罷了。

也就是說，正是由於美國締造的這種一家獨大的，擁有天然強制性的特殊的戰後彼此之間“和平”相處的秩序，類似“盟友”、“價值觀”、“同根同源”等說辭才有搬上檯面的機會，總不能把戰後歐美的和平相處，說成是美國太強大所致吧，那還怎麼往下說。

那這能說明什麼呢，就是當下要明確的是，二戰後美國締造的秩序，已經完全崩塌，而不是正在崩塌。這個時候能讓俄烏衝突之外的歐洲大陸保持長期和平，內部不至於率先爆發戰爭的唯一希望，就是歐盟這個新的體系的有效性，如果離開歐盟這個組織，歐洲大陸所醞釀的內部矛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碾壓所有“價值觀”、“同根同源”等現在看上去似乎經常拿出來說的，被認為是強大共識和用來維繫彼此關係的東西。也就是說，歐洲大陸的和平保障，除“歐盟”這個組織的有效性之外，其他類似“價值觀”等共識都不值一提。

七

美國隨着馬斯克領銜的“政府效率部”的象徵性解散，意味着這一輪美國新政府發起的所謂內部改革計劃也宣告失敗，而且失敗得十分徹底。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未來的整個解決內部利益和矛盾的點，都將指向國際市場，也就是所有的美國發展性困局和內部問題的轉嫁，都會把針對方轉移到國際其他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不再願意維持戰後秩序，以及內部改革的完全失敗，都將促使美國針對歐盟的關稅戰，以及抽離俄烏衝突等，都將成為解決自身問題的唯一選擇，而不是可選項。

實際上關於俄烏衝突的爆發，並不是歐盟體系內的德法這樣的國家所希望看到的，在很長時間里，德法都在試圖拉攏俄羅斯，但由於歐盟體系內的諸多小規模國家，包括東歐面對俄羅斯的幾個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一直非常強烈，擔心德法等在跟俄羅斯交好的時候犧牲東歐國家，再加上俄羅斯確實存在“拳頭”政治的國際行事風格，這就使得縱然德法願意拉攏俄羅斯，其他歐盟體系內的成員並不買賬（美國有了介入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德國在一段時間內，寧願拋開所有東歐和波羅的海陸地國家，要在海底直接跟俄羅斯修天然氣管道的原因。而正是因為歐盟內部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方向的不一致，再加上俄羅斯表現的“進攻性”，就導致美國這樣的，隨時都可以介入地緣衝突的國家有機可乘。

但問題是，當美國支持東歐國家，以及烏克蘭等，跟俄羅斯真正開打的時候，整個歐盟就會變得十分被動，因為矛盾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擴大的，但美國可以隨時抽身，然後把所有的問題都留給歐盟。因此說，未來歐盟的真正“自主性”發展，還需要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除了德法等核心國家之外，其他國家會不會隨時反水，也就是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烏克蘭，不聽歐盟的指揮，在美國的“介入”下單獨跟其他第三國或俄羅斯再次爆發衝突。

八

說白了，就是歐盟體系內的國家，歐盟能否管得住的問題，當然，這裏面同樣的邏輯是，歐盟是否可以在安全等層面建立信任，取代美國，成為這些小國的真正依靠，而這同樣是歐盟能否在安全層面完成“自主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只要歐盟內部其他國家在安全層面對美國總是有需求，對德法等核心國家總是不信任，歐盟的安全“自主性”就很難完成，因為美國可以隨時基於歐盟體系內的部分國家安全要求，進行矛盾和戰爭操控。

也可以說，歐盟在安全和經濟發展層面的自主性，決定了歐盟這個組織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同時呢，從整個歐盟層面，如何基於美國從歐洲大陸安全層面的戰略性抽離，以及美國為解決自身困局在經濟層面也終將對歐盟“下死手”這個背景，來統一共識，不抱其他幻想的完成“自主性”。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可能也會有溢出效益，就是當歐盟真正能擺脫美國締造的戰後歐洲秩序的時候，其“自主性”能力形成的外溢，會鑄造新的，可容納更大體系的全球性開放架構，這對於歐洲和世界來說，是一件好事，歐洲再次強大，世界也更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