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討了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未來。在考慮了關於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是否有益的各種觀點后，文章提出，如果工作（work）作為一項社會制度變得基本過時，就需要一種新的黑客範式，以提供“質性（qualitatively）豐富機會”，讓人們能夠行使其能動性（agency）。也就是說，由於工作在人類發展中起着根本性作用，需要其他機會來填補這一空缺。本文主張，開源生態系統（open source ecosystems）對於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文章接着認為，像谷歌和亞馬遜這樣的潛在AI垄斷者，將縮小人們在瞬息萬變的經濟中找到有意義的工作的空間。

特別感謝DoraHacks創始人Eric Zhang提供的深刻討論和支持。

Part 1

自動化的浪潮無疑正在到來。人類勞動將迅速貶值。人工智能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並且，隨着許多創新降低了成本，越來越多的企業將能夠整合這一技術。隨着生產模式、資本和供應鏈越來越多地實現自動化，生產力和效率將加速發展。

問題是，這是否是好事。答案五花八門。從末世論者如埃利澤·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 [1] 和羅曼·揚波爾斯基（Roman Yampolskiy） [2] 等人認為，人工智能有潛力——並最終將——消滅人類物種。人類將遠遠不如未來的人工智能高效，因此，當通用人工智能（AGI）得以實現時，智能機器很容易得出結論：人類消耗太多，世界沒有人類會更好。然後是懷疑論者，如馬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 [3] ，他認為應該暫停人工智能的發展，以便更好地將其與人類利益對齊。“只有當我們確信其影響將是积極的、其風險可控時，才應開發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 [4] ”再者，也有技術樂觀主義者，如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 [5] 、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 [6] 和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 [7] ，他們主張人工智能將帶來物質上的豐盈烏托邦。發展應該加速，監管者應當退讓，未來將帶來經濟增長、生產力提高和生活水平的驚人提升。

在這裏很難做出具體的預測。不同立場的人常常以某種“不可避免性”的口氣宣揚他們的觀點。安德森是樂觀主義最著名的主張者之一，他堅信由快速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未來將是每一代人夢寐以求的那種未來。將會有具備無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工智能導師，使教育更加普及和易獲取；醫療行業將大幅提升，提供更好的預測並減少錯誤；機器人可以執行危險的工作，從而讓人們追求自己的願望。經濟效益也將是巨大的。由於生產成本的降低，價格將更低，人們的錢將有更強的購買力，需求將增加，新的工作崗位將被創造，工資也將提高。他主張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是歷史先例。每次有新技術革命到來時，社會總會從中獲得凈效益（net good）。十九世紀石油工業的形成之前，鯨魚行業僱用了成千上萬的工人。石油取代了這些工作，但也消除了依賴屠殺成千上萬頭鯨魚來製造日常產品的需求。汽車威脅了許多行業，但當它成為普遍擁有的財產時，突然之間，需要更多的道路、橋樑和加油站來滿足需求。雖然將會有自動化，人工智能將以良好的成果充斥世界，賦予經濟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人們找到工作、積累財富，並利用人工智能所創造的價值。

然而，人工智能不同於以往的技術發展。人工智能是一種智能的進步和普及，而不僅僅是机械化的進步。庫茲韋爾寫道：“第一次工業革命擴展了我們身體的能力，第二次則擴展了我們思想的能力。”但是，一種新變量意味着結果的不同。人工智能能夠學習、適應、生成、發現、反駁、懷疑、確認、設定目標，能夠制定手段，也許有一天它會擁有意志並感知情感。它變得越來越具能動性（agentic）和自主性（autonomous），能夠承擔和完成通過它自身流程所生成的任務。如果它現在還沒有具備能動性，那目標是讓它達到這一點。僅僅基於先前經驗得出的預測可能是一種範疇錯誤，容易導致誤導和錯誤。當然，過去的技術形式與人工智能之間存在重疊，但它們之間有一個明確的區別，並且這種區別應該指導我們的預測。

另一方面，末世論者的觀點並不具備很大的現實意義。那些通常潛藏在末世論者警告背後的“終結者”般的情景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儘管正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 [8] 最近在《喬·羅根播客》（The Joe Rogan Podcast）上所言，如果嵌入了錯誤的目標，也許像“太空奧德賽（Space Odyssey）”系列作品中的HAL 9000那樣的情景 [9] 是可能的。考慮到DeepSeek公司最近在降低計算成本方面的進展，該公司開發的AI模型已具有與美國最先進的模型競爭的水平，一場新的競賽已經宣告開始，事情將會加速發展。美國副總統在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的講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當前存在着一場爭奪國際技術主導地位的競爭，這將塑造未來，發展速度的減緩等同於舉白旗。因此，如果對安德森的主張有任何可行的反對意見，那也必須集中在如何引導技術發展，而非停止它。這應當為關於自動化的討論提供啟示：如何最好地引導自動化以避免不良結果？我們需要一種积極主動的方式。

Section 1.1

安德森對自動化的樂觀態度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他過於確定新工作機會會得到足夠的分配，供人們享受並加以利用。問題在於，經濟正變得越來越依賴知識和信息。知識和信息的比重遠遠超過了體力勞動，而在市場上能夠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擁有相關技能的人，這些技能需要通過教育和培訓來獲得。正如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 [10] 在其《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所觀察到的，這是一個普遍的經濟趨勢，“趨同（即減少和限制不平等）的主要動力是知識的傳播和對培訓與技能的投資。”因此，隨着經濟日益依賴知識，那些沒有相關技能或安全保障的失業工人將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而那些擁有相關知識、技能和信息的人則更有優勢，能夠投資資本並增加財富。例如，即便經濟增長和生產成本降低，那些沒有技能的人將看到工資停滯不前。但是，假設由於生產成本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增強，需求可能會上升，如果供應無法迅速滿足這一需求，價格可能會隨之上漲，從而引發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關鍵在於，經濟和生產力增長可能無法自然應對的變量和情境。正如皮凱蒂所說，“沒有自然、自發的過程能夠防止不穩定、不平等的力量永久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必須採取积極的應對策略，來避開那些可能會導致漂浮在經濟表面上的大量船隻沉沒的尖銳岩石。

在傑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11] 的《工作的終結》（The End of Work）一書中，他採用了更加嚴峻的語氣：“（下一個）工業革命正迫使全球經濟面臨空前的危機，數百萬人因技術創新失業，全球購買力急劇下降。”而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 [12] 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 McAfee） [13]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 [14] 一書中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認為里夫金的觀點具有一定的道理。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回報（ bounty ）——即通過較少的投入產生更多的產出，使商品更加便宜、更加易得，從而改善人們生活——並沒有通過財富、收入和資本的分配，使每個人都被惠及而受益。換句話說，“科技進步的浪潮可能並不會使所有船隻都得以提升。”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技能差距上，“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擁有研究生學位的人的工資上漲了約25%，而高中輟學者的平均工資則下降了30%。”儘管自20世紀中期以來，美國GDP和經濟生產力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軌跡”，但該國的中位數收入卻在下降，表明少數人正在獲得好處，而大多數人卻錯失了機會：自里根時代以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布魯金斯學會的這篇文章 [15] 也支持這一觀點。

然而，也許這些觀點的實際含義被錯誤的同情心所誤導。儘管不平等的確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它應該被視為最主要的關注變量。再次強調，技術創新使商品變得異常便宜，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輕鬆、生活水平更高，並且通過提供更多商品、服務、信息和知識的可獲取性，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和願望，從而讓日常生活更便利。儘管財富分配可能存在不平等，但其整體增長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而且，隨着財富的進一步增長，這一趨勢將持續。曾經只有富人能夠負擔得起的東西，如今大多數人都可以買得起。比如iPhone，它能提供比所有現存圖書館更多的信息，而歷史上，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使用後者，而幾乎任何人都能購買前者。歐洲最大的圖書館是1481年的梵蒂岡圖書館，館內估計有三千五百本書籍和文獻。ChatGPT估計，如果將網上的信息轉化為書籍大小的量，將約合467千萬億本書。看看農業的發展。當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寫《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時，他寫道，在《獨立宣言》被簽署的時代，“每20個工人中就需要有19個（從事農業勞動），以養活這個國家的居民，以及提供生產盈餘以供出口，來交換外國商品。如今，只需要每20個工人中的不到1個工人，就能養活2.2億美國居民，並提供生產盈餘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國。”

彼得·蒂爾（Peter Theil） [16] 常常宣稱，問題是技術創新停滯，而不是與福利項目或分配模式相關的道德失敗。科學和技術需要突破，以轉變行業並提高生活標準。人工智能的智能革命，理應能夠實現這一潛力。因此，也許最好是直接放手不管。專註於特定分配模式的公平或正義，就像尼采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壞良心（bad-conscience）”——以被認為的集體利益為代價而追求個人利益時所體驗到的罪疚感，但實際上，這種感受只會阻礙進步，而非推動它。真正和最好的目標，可以說是努力創新並創造推動歷史發展的價值，這就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 的“看不見的手”的隱喻一樣，自然地調和了人們的自利。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對於促使個人之間合作，進而使得每個個人都可以從合作中受益的狀態而言，沒有外部力量是必要的，沒有對自由的侵犯是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只關心自身利益’的個人會‘被一隻隱形之手引導，以推動一種與他的意圖無關的目標’。”

Section 1.2

關於經濟增長是否足以改善長期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問題，存在着高度爭議。這個問題顯然在這裏無法解決。然而，提到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表明兩種觀點都具有正確性。個人在市場上追求自己的利益，像價格和工資這樣的變量通過人們的自願交換達成平衡，已經帶來了巨大的成果。但差距也隨之產生。

自動化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忽視它並聲稱它是危言聳聽是一個錯誤。在可能的人工智能顛覆之後，某種形式的平衡達成之前，過渡期可能是複雜的，並且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事先處理，這些痛苦本可以避免。革命性的新技術可能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例如，十五世紀的印刷術使人們擺脫了教會強加的信息控制，催生了科學文獻湧現的浪潮，為文明提供了巨大的價值。但它也導致了激烈而血腥的宗教戰爭，因為它允許人們傳播各種信息。因此，為了避免類似的結果，在實施任何能夠重新安排和重組社會經濟安排的技術時，採取主動的方式非常重要。

從這裏出發，通常的推論是，監管措施是應對這些可能性最好的手段。但與其滿足於監管，正如馬克·安德森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警告的那樣，監管會導致人工智能垄斷，本文將力圖支持自由市場中的自願交換，同時促進必要的社會合作，幫助人們適應並在一個越來越不依賴於人力資本的經濟中發揮作用。

本文的擔憂是人們失去行使自身能動性（ agency ）的機會，從而無法擁有對自己的生活的控制（control）感和影響（influence）感。如果大量的人失去參与工作的機會，將會出現一條鴻溝，阻擋人們在世界中通常實現自己潛力的方式。他們將不再有機會在關鍵的社會領域做出具有深遠影響的生活選擇，這些選擇需要謹慎和遠見。人們將失去測試自我、發現天性的傾向和興趣、辨認自己重視的事物以及行使選擇去追求它的機會。社會中培養毅力、動機和個人意志的主要機會將會喪失。如果工作將主要被自動化替代，那麼需要一個新的機會媒介來取而代之。作為社會制度的工作需要進步，並保持人們成長和發展的途徑。

20世紀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寫道：“正如感覺需要可感知的對象來刺激它們，我們的觀察、回憶和想象能力也不是自發工作的，而是由當前社會活動所設定的需求激發。”像教育和工作這樣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刺激特定能力和功能所需的活動媒介，這些能力和功能需要完成定義活動的任務。人們常常爭論說，自動化將使人們擺脫繁瑣和机械的工作束縛。他們將有更多時間尋找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需求，並最終實現工作一直阻礙他們實現的目標。人們將有自由去實現自己的潛力。但這一切不會自發發生。需要有能激發實現真正自由、意義和目的的活動的環境。當一個人完全孤單地待在一個沒有人阻礙其動作和傾向的房間里時，可以說他是自由的。這樣的人可以隨心所欲。但由於沒有能夠激發適當反應的情境，且沒有成功與失敗的可能性，也缺少需要合作和協調的場景，這些場景有助於培養社會和情感的能力，也沒有必要發揮智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房間里的人的成長會停止，反而會枯萎，無法實現自由。一個從天空自由下落、不被任何東西阻擋的人，他看似自由，其實並不自由，因為他註定會撞向地面。

正如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所寫：“我自由了，因此我迷失。”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則說：“人類被註定要自由。”

因此，當前的問題是，如何開闢一個人們能夠自願進入其中，並找到表達美好生活所需能力的機會的空間。此類機會，旨在行使人們的能動性，將被稱為“質性豐富（qualitatively rich）機會”，而能夠實現這些機會的環境則被稱為“質性豐富環境”。

一個體現“質性豐富機會”的“質性豐富環境”是*“ 開源生態系統 ”*（open source ecosystems），它應當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主要模式，它提供了以下框架：市場將為人們提供機會，讓他們通過具有挑戰性和刺激性的工作來行使自己的能動性，進而實現有意義的項目。人們將不得不學習新技能，克服障礙，但這一過程不僅是為了保持一個人們可以競爭、做出選擇、發展能動性的市場，同時也促進人們生活中的目的和意義。如果經濟要關上舊有工作形式的門，比如流水線和服務性工作，那麼應該為人們提供更多有意義的工作機會。正如經濟學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萊克斯·弗萊德曼博客》（Lex Fridman podcast）中指出的那樣，人們需要事情做。他們不想只是待在家裡，正如COVID封鎖所證明的那樣。如果例行勞動和低技術勞動將被自動化，那麼唯一的選擇是確保存在“質性豐富機會”，以便人們能夠利用并行使自己的能力，進行有意義的工作。

因此，應該在經濟中引入一種新的範式。從佩卡·希曼寧（Pekka Himanen） [18] 的《黑客倫理》（The Hacker Ethic）一書中汲取靈感，人們應當從以工業為基礎的工作範式轉向一種“黑客範式”。在工業範式中，個體主要執行重複性的勞動任務，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收入以維持生存。而黑客範式則以內在價值為核心，強調工作本身的趣味性、刺激性、創造性與遊戲性，其特徵是激情與遊戲，而非“履行對工作的責任”或“為經濟做出貢獻”的社會義務，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Capitalism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中所揭示的那樣。黑客範式強調人類能動性及其實現價值的潛力，這種價值能提升人類。工業範式則在工人與他們與世界的積极參与之間產生疏離感：工人對他們所貢獻的工作漠不關心；人們通常不喜歡甚至討厭他們的工作。他們在那裡是為了賺錢，而不是參与有意義的工作。正如希曼寧所寫：“改革工作形式不僅是尊重工人的問題，更是尊重人類作為人類的問題。黑客不認同‘時間就是金錢’的格言，而認同‘這是我的生活’的格言。”正如埃里克·史蒂文·雷蒙德（Eric Steven Raymond）在《如何成為黑客》（How To Become A Hacker） [20] 中所說，黑客認為世界充滿了奇妙的問題，並在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中找到了自由。他們尋找需要動機和熱情的項目，並相信當其他人也有機會獲得同樣的自由時，世界將變得無限美好，這需要社會合作以及對信息的最大程度的開放獲取——這也正是“開源”的重要意義所在。

為了凸顯為何引入新範式對於應對人工智能的挑戰至關重要，具有顯著的歷史意義，我們可以回到亞當·斯密的思想。隨後，將進一步闡明“質性豐富環境”與“質性豐富機會”的概念，並將其應用於當下以專有技術（proprietary technology）為核心的人工智能垄斷體系。屆時可以看到，這些垄斷將扼殺黑客範式的生成，因此是不可取的。

透過亞當·斯密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工業化在長期內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它也對從事重複性、机械性勞動的人產生了消極影響，因為這類勞動削弱了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刺激，阻礙了其全面發展。勞動分工極大地加速了專業化的進程，卻減少了個體接觸那些能調動其高級心智能力的機會——而這些能力正是實現有意義、有目標、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基礎。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正成為一種轉型催化劑，逐步替代工業時代的工作模式與生產邏輯，將人力資本曾承擔的任務轉交予智能機器完成。若人工智能真的是一種進步——即人類進步——那麼它就應回應亞當·斯密關於勞動分工及其對人類生活影響的擔憂。

Part 2

Section 2.1

亞當·斯密在1776年寫下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受到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的影響，斯密希望理解社會背後的設計，以及社會的運作機制，類似於牛頓發現並使用採用机械論術語來公式化了解釋宇宙的物理法則。那個時代的模型是將現象看作是像精密調校的手錶一樣有組織和有秩序的，所有部件和机械都在完美的和諧中協同工作，產生各種各樣的效應和湧現現象。

在斯密生活的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正在英格蘭進行。城市擴張，曾經僅限於富人階層的商品和服務變得更加廉價且易於獲取，生活水平提高，基礎設施得到了發展，表面上看，人們過上了前所未有的更好生活。斯密觀察到社會的進步。由於大發現時代以及使歐洲人能夠踏上新大陸的技術，歐洲人與那些似乎尚未經歷歐洲所經歷的歷史進程、被歐洲人認為是“未開化”的民族接觸，因此，歐洲大陸的風尚（ethos）是歷史和文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更為先進的階段。科學探索和知識帶來的創新提升了生產力和效率，從而使社會系統的組織更加複雜。斯密希望了解推動這一進程的因果機制。

斯密觀察並認為勞動分工在社會經濟中扮演了主要的，甚至是基礎性的角色。隨着社會組織的擴展，製造與生產過程逐漸細分為更為專業的任務，結果這些過程的產出大幅增加。在傳統的行會框架中，工匠將一生投入到完整的手工業中，學習所需的所有方面並精通每一部分。這種行會框架逐漸被分工化的工廠模式所取代，後者在日益發展的城市中通過勞動分工的方式系統化生產。一個龐大的個體系統因此浮現，它需要極高的協調性，而勞動分工則將這一系統組織成一個複雜的機制，旨在調和人們的利益。

斯密還認為，勞動分工反映了人類本性中的某些更深層次的特徵。人們湧向城市，賺取勞動報酬並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因為斯密認為，人類天生具有進行交換（truck）、易貨交易（barter）和貿易（exchange） [21] 的傾向。他寫道：“交換、易貨和將一種物品與另一種物品貿易的傾向是所有人類共有的，在其他任何動物種群中都無法找到。”像狼這樣的動物自然地在等級化的群體中組織自己，剛孵化的小鳥傾向于飛行，而像樹木這樣的有機體則在密林中爭奪陽光。與此不同，人類進行交換、易貨和貿易，是因為他們有天生的傾向來改善自身狀況。勞動分工推動了這一目標的實現。

然而，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一種權衡——它也有代價。儘管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們享受更好的條件，能夠滿足諸如食物、水和住所等消費需求，但勞動分工卻將工人簡化為機器中的齒輪。這些任務幾乎不需要認知努力。一旦任務變得常規化，並轉化為肌肉記憶后，便沒有更多的障礙或問題需要克服。因此，斯密深切擔憂這一過程將隨着時間推移產生深遠的負面認知效應。人們去上班，只要他們熟悉自己的任務，就不需要動腦；他們机械地行動。斯密直言不諱地寫道：

“一個人一生都在執行少量簡單的操作，並且這些操作的效果始終顯而易見，他便無需發揮理解力，或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去尋求解決從未出現的困難的方法。他自然會變得愚笨無知，幾乎達到人類可能變得最愚笨和無知的地步。”

勞動分工提供的機會在質性上較為貧乏，無法使人們具備過上有意義和有目的生活的能力。借用另一位啟蒙時期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術語，勞動分工未能尊重人類的尊嚴，而尊嚴要求針對並培養那些能夠使人過上自主選擇生活所必需的能力。擁有尊嚴意味着對個人生活擁有影響力（influence）和掌控力（efficacy）。

勞動分工創造了更多提高生活水平的機會，但它沒有提供“質性豐富機會”，使人們能夠整合他們的能力並實現全面的人生。大多數人可用的機會並未促使他們將創造性和生產力能力集中於那些能夠擴展他們在世界中自由感的目標上。與行會制度相比，勞動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但這些機會也更淺薄，更缺乏產生掌控感的體驗。但由於生活水平較高，人們正確地選擇了將自己降級為齒輪的工作。但正如斯密所觀察到的，提高生活水平不足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全面範圍。它沒有讓大多數個體能夠發揮他們的更高能力。

斯密認為，必須進行改善。對人們而言，更多“質性豐富機會”是至關重要的，這些機會使他們能夠過上更有意義和目的的生活，體現人類尊嚴，併為行使他們的能動性提供基礎。勞動分工提供了物質自由的增益，但並未提供足夠的機會以實現更內在的、主體驅動的自由。

這無疑是卡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重大批評之一。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們與他們的勞動發生異化（alienation）。勞動的異化意味着人們與自己的活動脫離；即人在其自身和它的創造與生產能力之間產生了距離。在心理學家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關於馬克思的著作 [22] 中，他寫道：“對馬克思而言，異化的過程表現在工作和勞動分工中。工作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积極聯繫，是創造新世界的過程，包括創造人類自身……但隨着私有制和勞動分工的發展，勞動失去了作為人類力量表達的特性；勞動及其產品變成了與人類、與他的意志和計劃分離的存在。”

人類通過他們所參与的活動以及在其中投入的內在力量和驅動力來理解和塑造自己的身份。通過創造和塑造世界及其環境，並將能量集中於外部項目和目標，一個人在世界中實現自我感。活動（Activity），而非被動的消費或任務，定義了馬克思所說的人類本質。正如弗洛姆在其著作《擁有與存在》（To Have or To Be）中所指出的，通過“存在（being）”，而非“擁有（having）”，一個人才能體驗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通過“在愛中存在”，“以充滿激情的方式存在”，“以积極行動的方式存在”，“以有希望的方式存在”，“有目的地存在”，以及“以有生產力地方式存在”，一個人才能過上充實的生活，而不必依賴*“ 擁有 ”*（愛、激情、积極性，等等）這些東西。勞動分工強調“擁有”，而其所涉及的許多工作和活動並未促使人們發展出“存在感”。正如德國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言，人類通過“將自己從可能性的黑夜轉化為現實的白晝”來努力存在。人類通過外化他們內心的價值觀和設想來追求成為自我，而這一過程通過活動得以實現。弗洛姆寫道：“人類只有在生產性行為中才是活着的，只有在他通過表達自己特定的人類能力來把握外部世界，並且以這些能力來把握世界時……在這個生產性過程中，人類實現了自己的本質。”勞動分工減少了人類的能動性感，即人類以他們所珍視的、選擇並在其上實踐自身意志的有意義的方式，來主動影響和引導自己生活的能力。

通過創建“質性豐富環境”，黑客範式及其對開源的推動提供了多個“質性豐富機會”，從而推動了我們社會和政治結構的進步。它具有實現人類天性中更為积極的一面——人的能動感——的潛力，而不僅僅是其消極和消費的部分。這裏的主要假設是，如果人工智能要發展並融入經濟基礎，它應當使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更具體地說，如果自動化發生，其結果應當是改善人們的生活，而非對他們造成傷害。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途徑是確保足夠分配“質性豐富機會”，讓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而開源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人工智能發展可能導致人們境況惡化以及抑制他們潛在機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使用專有模型來控制人工智能並主導其市場使用的垄斷現象。黑客範式和開源則為避免這種結果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案。

Section 2.2

在理解垄斷如何減少“質性豐富機會”之前，我們需要進一步弄清楚什麼是“質性豐富機會”，以及它們激發並幫助發展哪些能力。在解釋這類機會的性質及其意義之後，我們將探討垄斷是如何大幅削弱這些機會的可及性，以及這意味着什麼。

“質性豐富機會”的理念源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23] ，更具體地說，是由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和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進一步發展的。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要實現繁榮、過上充實而有尊嚴的生活，必須達成某些特定的功能（functions）或方式。他認為存在一種“人性（human nature）”，而這種人性包含基本的和更高層次的需求。無論歷史和偶然條件如何變化，人類都具有一些根本特徵。當然，這些特徵是在歷史情境中體現的，但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可以觀察到某些本質上的一致性。亞里士多德說：“善是萬物所追求的目標。”所謂“善”，即是一種事物的適當功能。例如，眼睛的善是“看見”，種子的善是“長成一棵樹”。實現某物的適當功能，就是實現其“繁榮”（flourish），也就是達到它所追求和努力趨向的狀態。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獲得一種內在價值。

作為一個人去實現其功能，需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水、住所和行動能力。但這些物品本身並不具有內在價值；它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使人能夠運作以追求更進一步、更有內在價值的事物。如果一個人僅僅擁有這些基本的生存條件，我們可以說他“運作”着，但未必是“良好地運作”。要使一個人“良好地運作”，必須擁有其他內在價值更高的資源。人類需要教育與信息獲取，以發展其認知能力；需要家庭和親密關係，以發展社交技巧、個人身份認同和情感處理能力；還需要能夠施展意志、探索興趣、投入熱情的追求，並培養目標感的渠道。一個良好的政治與社會安排，即我們應當追求的那種社會制度，應當為人們提供具體的機會，讓他們得以實踐這些需求，從而實現良好的人類運作狀態。“質性豐富機會”即是指那些能夠為人類發展內在有價值的能力（如做出知情決策的能力、制定值得追求的目標及其實現路徑的能力，以及建立有意義、有影響力的人際關係的能力）提供基礎的機會。像工作、教育、社區和藝術等社會制度，正是那些激發並促進實現這些目標所需能力的質性豐富環境。

質性豐富機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使人們具備發展“能動性”的能力。借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24] 的概念，我們可以將“人類的能動性”理解為個體感受到自己對生活有控制和影響力的能力。更具體地說，質性豐富機會能夠激發那些針對*“ 自我效能 ”*（ self-efficacy ）能力的行為。所謂“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在面對挑戰和障礙時所擁有的自我信心感。當面對一個困難且新穎的任務時，高自我效能的人會評估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難完成任務；他們會擁有堅持不懈、克服失敗的動機；即使身處陌生與複雜情境中，他們也能維持良好的心理狀態。質性豐富機會旨在發展那些能夠提升自我效能以及應對具體情境所需的能力。通過這些機會，一個人得以鍛煉其能動性、獲取掌控力，從而擴展其自由感。而正如班杜拉（1994） [25] 所說：“一個人自我效能感越強，他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挑戰越高，並且對這些目標的承諾也越堅定。”因此，通過增強自我效能，無論是在信念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個人將獲得更高程度的自由，並過上更具質感、更豐富的人生。

工作在塑造個體身份和自我認同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為人們提供了探索不同職業路徑的機會，使他們能夠發現自己在人生中希望追求的目標。工作往往也是建立職業與個人關係、融入不同社會網絡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是人們獲取能力、攀登社會階梯的媒介。工作這一領域還能幫助人們在多種環境和情境中培養動機、智力以及態度。換句話說，工作為人們提供了發展某些功能或生活方式的機會，而這些功能和生活方式正是實現美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例如，想象一個年輕人第一次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嘗試了幾份工作。他發現自己不太喜歡零售業，因為需要持續與顧客打交道。他又嘗試了送貨服務，結果發現自己不喜歡那種日復一日的重複性工作。最後，他在一個建築工地找到了工作，並發現有些任務既有趣又具有挑戰性。他喜歡動手工作的感覺，於是決定投身技工行業。這個人隨後進入技校學習，建立起重要的人際關係，在新環境中受到挑戰，被激發去提升技能、積累知識與經驗，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面對和克服新的困難與障礙。畢業后，他抓住了一個機會——一位欣賞他職業精神的導師為他提供了許多關注和支持。之後，他在某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並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足夠的知識和自信，決定創辦自己的公司，以實現這個目標。他開始建立客戶關係，專註於能讓自己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技能，並最終打造出一家成功的企業。

這聽起來也許有些理想化，但卻是一個既熟悉又現實的例子。它描繪了一種有目的的生活，這些目的是通過在環境和情境中發現的機會而形成的，這些環境和情境提供了能夠產生能動感和自我價值感的體驗。當然，要實現這樣的人生畫面，通常還需要一系列其他條件，例如成長於一個有支持的環境中，擁有探索個人興趣所需的資源和時間等——但在美國，工作無疑是提供發展構成美好生活的關鍵功能的核心渠道。上文中的這個人通過學習新技能、克服挑戰、做出關鍵選擇來應對社會環境，最終實現了成功與成就。隨着在專業領域的成長，他不斷設立新的目標，並獲得足夠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夠實現這些目標。他發展出一整套完整的能力體系，最終也獲得了尊嚴感。無論這個人過去或未來是否還擁有其他美好的人生經歷，如果沒有那些能夠讓他工作與成長的機會，他的人生質量將會大打折扣。

這裡有一個真實的例子，不過這個人將保持匿名。在荷蘭大學畢業后，他不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於是開始前往其他國家旅行。他靠在 YouTube 上製作音樂賺了一些錢，住在各地的酒店和青年旅舍。但隨着資金逐漸減少，孤獨與疏離感開始加劇，他變得抑鬱。他完全自由——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東西，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他感到極度孤獨。在亞洲的一家青年旅舍，他一個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沒有錢、沒有女朋友、也沒有工作，他想起了父親曾對他說的話：“他小時候教過我：每當我感到沮喪或者不知道做什麼時，就去找一座沙堆，拿把鏟子，把沙子從院子的一邊搬到另一邊……干點體力活，做點辛苦的事——做點什麼。我做創業項目時也一樣。”於是，他開始學習編程，開發軟件和應用程序，並利用  Stripe  平台 [26] 將作品發布給公眾以籌集資金。他專註於那些能夠帶來方向感與創作機會的活動。在真正的“黑客精神”指引下，他把世界看作充滿待解決問題的迷人場域，有些問題他認為是可處理且值得去做的，於是嘗試去解決。令人驚訝的是，他立下目標：一年內創辦十二個初創公司——而他真的做到了。

這個人起初感到疏離與孤獨，缺乏人生目標。因此他選擇行動起來，把自己投入到使用基礎編程語言與工具進行的創造性表達中。通過利用人工智能，他也更能創造出具有價值和實用性的產品，供他人使用與體驗。他採納了父親的建議，將自己投入到實際行動中，結果是抑鬱與焦慮逐漸緩解。他在信息豐富的環境中，發現了許多“質性豐富機會”，得以發展自我，提升自我效能感與能力。他與更多富有挑戰性的目標建立聯繫，不斷努力達成這些目標。而開源技術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也正是 Dora 生態系統的重要意義所在。通過像 DoraHacks.io 這樣的平台，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樣的人們可以藉由“質性豐富機會”，與全球各地的開發者協作，共同創新，創造出人們認為緊迫且相關的有意義的解決方案。該生態系統為開發者提供了必要的資源，使他們能夠加入全球任何地方的 “BUIDL” 團隊，解決引人入勝的問題；並在黑客松中與其他建設者一起感受到社區歸屬感；同時還通過激勵機制推動他們實現有意義的目標，而這些目標往往又會引發更具挑戰性和刺激性的下一階段任務。Dora 生態系統創造了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環境，使人們能夠構建去中心化的產品與服務，例如將所有權交還給用戶本人，增強他們在数字世界中的自主性、安全性以及對金融資產的控制力。正如下文將進一步討論的，大型企業和垄斷機構通常並不會從這些類型的技術中直接受益。那麼，他們又有什麼動機去資助這類技術呢？開源技術棧能夠提升價值的質量，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開發更具意義產品的路徑，而這些產品通常比那些由大型、目標狹隘的機構所產出的產品更具意義。

因此，如果自動化有可能減少甚至消除人們運用能動性、獲得自我效能感的“質性豐富機會“，那麼它所騰出的空間，理應由其他在質性上更豐富的機會來填補。如果確實存在“人性”這樣的東西，而這種人性包含了一系列需要被發展、以使人得以過上有尊嚴生活的能力，那麼最優與最值得追求的政治與社會安排，應當是將“質性豐富機會”公平分配，以確保人們有選擇去運用自身能力、成為能夠良好運作並實現繁榮生活的個體。為人們提供質性豐富機會，使他們能夠加以利用，並據此組織、調動並集中自身內在力量於那些能夠鍛煉與激發個體能力的實踐之上，這就構成了一個讓人過上更有意義人生的基礎。它是給予人們成為他們所珍視之人的自由。

接下來的部分將轉向對 AI 垄斷企業的討論，揭示它們是如何壓制上述這類未來機會的。

Part 3

Section 3.1

人工智能領域中潛在的垄斷者不言自明：谷歌、蘋果、微軟、Meta 和亞馬遜。這些公司以及少數其他企業在 2024 年佔據了 65% 的固定網絡流量和 68% 的移動網絡流量 [27] 。谷歌大約佔據全球約 90% 的搜索市場，其品牌名幾乎已成為“搜索”行為本身的代名詞；Meta 擁有主要的社交媒體平台，如 Instagram、Facebook 和 WhatsApp，這些都是人們日常交流與信息分享中訪問量極高的平台；微軟控制着大約 72% 的桌面操作系統市場；在美國，蘋果約佔據 60% 的智能手機市場份額；而亞馬遜則主導了線上零售，其規模“超過美國排名其後的 15 家最大電商零售商的總和” [28] 。此外，谷歌、Meta 和亞馬遜合計佔據了美國約 60% 的廣告收入。我們在網上所接觸到的產品、精美廣告、以及注意力的買賣，主要都是由這幾家大型科技公司驅動的。根據 Synergy Research  [29] 的研究，到本世紀末，微軟、谷歌和亞馬遜三家公司可能將掌握全球高達三分之二的數據份額。這些公司還控制着大部分雲基礎設施——亞馬遜、微軟、谷歌（以及阿里巴巴）合計擁有全球 67% 的雲計算市場份額 [30] 。

這些公司擁有龐大的資源儲備，同時也長期以來採用各種手段排擠競爭對手，包括通過併購消滅潛在威脅、利用市場主導地位優先推廣自家產品、實行掠奪性定價、利用網絡效應，以及其他眾所周知的策略。例如，鑒於亞馬遜在电子商務領域的市場主導地位，它可以通過優先推薦自家產品，排擠其他可能品質更高的供應商產品。消費者在面對價格更低的亞馬遜產品時，往往更傾向於購買，而亞馬遜正好擁有充足的資源來維持這種低價策略。在網絡效應方面，“目前 [31] 大多數科技巨頭的用戶數量都以十億計”，這為初創企業和小公司製造了幾乎無法跨越的障礙。而谷歌也多次被指控故意降低某些內容的排名，並優先展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信息。

如今，這些公司正积極爭奪對人工智能發展的主導權。“Meta、微軟、亞馬遜和Alphabet 預計在2025年將累計投入高達 3250 億美元的資本支出與投資……相比這些公司在2024年報告 [32] 的約 2230 億美元，這相當於增長了 46%。”此外，“幾乎沒有例外，所有初創公司、新進入者，甚至 AI 研究實驗室都依賴這些大型科技公司：他們依靠微軟、亞馬遜和谷歌的計算基礎設施來訓練系統，也依靠它們龐大的消費市場渠道來部署和銷售 AI 產品 [33] 。”科技巨頭垄斷了初創公司賴以生存 [34] 的關鍵資源——人才、數據和算力。

現有的行業巨頭正在開發各種模型，以維持其在各自市場中的立足點。由於它們掌握着大多數資源——例如，“這些公司貢獻了標普500指數公司市值的 22% 以上，其單獨市值甚至超過了加拿大、意大利等 [35] 部分 G7 國家 GDP”——它們可以隨意擠壓競爭對手，阻止初創企業和小型公司進入市場。正如前文所述，隨着 DeepSeek 在全球市場中作為競爭者不斷取得進展，這些最大規模的 AI 公司正在大肆渲染一場“軍備競賽”，並誇大中國威脅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危害，從而推動對 AI 的監管和開發限制，而這些限制最終最有可能使它們自身受益。與此同時，由於垄斷體制依賴於專有模型，其架構、權重、學習算法、代碼以及內嵌目標都對公眾隱蔽不明，在 AI 滲透信息網絡的過程中，這些公司的經濟與市場主導地位也將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塑造人們的思維和行為。

那麼，監管是否能解決這個問題呢？《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最近指出：“監管或許有幫助 [36] ，但政府政策最終往往加固了這些公司的權力，而非加以削弱——這些公司能夠利用其資本與政治影響力來操控政策。”亞歷克斯·藍姆佩爾（Alex Rampell） [37] 最近寫道 [38] ：“拜登政府發布了一項 行政命令 [39] ，試圖以人為設定的門檻限制計算能力，禁止開源技術，理由是其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同時這實際上為幾家最大公司垄斷監管資源敞開了大門。”例如，儘管薩姆·奧特曼在與貝利·韋斯（Barry Weiss） [40] 的《自由新聞播客》（Free Press podcast）中否認了這一說法，投資人馬克·安德森卻一再警告稱，拜登的 AI 行政命令的真正目的在於將 AI 的控制權交到少數幾家公司（極可能是 OpenAI）手中，並通過提高市場准入門檻來消除競爭者。此外，儘管此舉頗具爭議、甚至可能顯得天真，自從 DeepSeek 發布其 V1 和 V3 模型以來，Anthropic的 CEO 達里·阿摩地（Dario Amodei）一直呼籲加強出口管制政策 [41] ，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取芯片的能力。然而，正如迪倫·潘特（Dylan Patel） [42] 和納森·蘭伯特（Nathan Lambert） [43] 在 《萊克斯·弗萊德曼博客》中指出的那樣，DeepSeek 的開源模型顯然並不構成任何實質性的國家安全威脅。但它確實對那些依賴專有系統、通過模型控制潛在價值的生態構成了威脅。DeepSeek 的方法迫使這些“專有資本”朝着可被任何人使用與構建的公共資源方向轉化。正因如此，阿摩地對“單極 vs. 雙極世界”的堅持背後其實包含着競爭性的動機：要麼 AI 權力集中於美國，要麼中美都擁有對等的 AI 能力——而後者，在阿摩地看來，是必須避免的局面。

或許，我們應當持有一種不那麼鷹派的樂觀態度。經濟學家泰勒·科文提出了充分理由，認為與其全面投入一場軍備競賽，不如在相互合作 [44] 與共贏中尋找發展路徑。當然，競爭仍然是必要的，但推動未來事件進程的競爭心態，不應僅僅源於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邏輯，而應更接近尼采所觀察到 [45] 的古希臘式“競技”（Agon） [46] 傳統——那是一種社會制度，其中的藝術家、軍事領袖與運動員通過競爭彼此激勵、共同成長。

沒有對手，競爭者也將迷失方向。因為沒有了改進、突破和創新的機會，個體便失去了變得更好、更具創造力的可能。競爭者的存在本身就依賴於願意對抗他們的人。正是因為有人挑戰，希臘詩人才得以想象得更深遠、表達得更出色。尼采指出，希臘競技者面臨的最大危險不是失敗，而是——失去競爭對手。他寫道：“這正是希臘競技理念的核心：它厭惡獨裁，畏懼其危險，它渴望用‘另一個天才’來抵禦某一位天才的壓倒性力量。”我們不應將競爭理解為自然狀態下的求生掙扎，那種資源稀缺、人與人互為威脅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處境——“孤獨、貧窮、骯髒、殘暴而短暫” [47] 。我們也不應將競爭本能視為某種原始性衝動的殘餘，只為了壓制對手、消滅威脅。我們應當將其理解為一種可以高貴化的本能，正如尼采所言，它是“所有人類情感、行為與作品的唯一豐沃土壤”。競爭本能自身也具有德性，應當被培養成“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出於正確的理由”去發揮作用的東西（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卷），而不是被視作一種必要之惡。阿摩地害怕中國，這可能不是正確的回應——或許，一個更好的、更具德性的回應，是將中國視為值得尊敬的競爭者。

Section 3.2

現在讓我們聚焦於這些潛在的 AI 垄斷企業為何會通過主導 AI 生態系統，壓制質性豐富機會的更廣泛傳播。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個涉及經濟能動性，第二個涉及價值能動性。所謂經濟能動性，是指人們進入市場、創造能滿足消費者需求與慾望的價值與效用的能力。如果市場上的 AI 模型被集中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新興企業與創業者為世界做出有價值貢獻的機會將受到限制。那些能夠回應民主、醫療保健、金融自主、政治權利與自由，或其他重大而有意義問題的創新，將大幅減少，從而也會降低 AI 所可能帶來的社會福祉。任何威脅到這些少數 AI 垄斷企業的控制力、影響力或財富的產品與服務，將被直接排除在市場之外，而不是由市場自然機制或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所決定。

另一方面，所謂價值能動性，是指人們有能力對社會應追求的目標產生影響、發表意見。如果 AI 是在不透明的條件下、依據無法被公眾了解和介入的價值與目標進行訓練的，那麼人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影響力就會被削弱。如果由專有模型決定大多數或幾乎全部嵌入 AI 的產品與服務的性質，那麼人們對這些技術的控制權將大為減少。例如，所謂“對齊問題”指的是如何使 AI 與人類的利益保持一致。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利益？什麼是構成一個良好且值得追求社會的目標？AI 的運行應遵循哪些道德與倫理原則？這些價值是否可以由少數幾家公司決定，而無需公開其訓練數據與學習算法？是否可以不接受公眾監督與介入？如果技術架構被封閉在公眾視野之外，那麼上述問題的答案就更有可能來自權威的決定，而不是通過民主程序獲得的共識。

經濟能動性與價值能動性的雙重喪失是危險的，本文餘下部分將進一步闡述原因。

Section 3.3: 經濟能動性

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著名指出的，蘇聯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具有毀滅性，部分原因在於它無法通過自然發生的市場機制來合理分配資源。在這樣的體制下，由內部的中央計劃者來決定人民的需求與慾望——而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資源既稀缺、又充滿偏見與誤差，無法實現準確分配。因此，大量官僚主義和強制性的手段被實施來調配國家資源。

舉例來說，國家必須設定價格。至少是在蘇聯的情況中，並不存在一個廣泛可用的自由市場，來使商品與服務受到供需關係的調節。生產者依據國家命令進行生產，而非根據市場激勵（如競爭）自行調整方向——這些激勵本應協調生產與消費，促成市場均衡。換句話說，價格失去了其關鍵信息功能——它本應指示資源該流向何處。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寫道：“任何對某些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控制，都剝奪了競爭協調個體努力的能力，因為此時價格變動無法反映環境中的相關變化，也就無法為個體行動提供可靠的指導。”

不過，對本文來說，更重要的是：國家控制的生產與經濟計劃還意味着人們被剝奪了進入市場並創造價值的機會，使他們難以通過創新改善自身生活。任何可能威脅國家權力、削弱其合法性與影響力，或轉移其部分控制權的創新行為，都將被禁止進入市場。舉個例子：假設某人觀察到，在某國的偏遠鄉村地區，由於常年洪水泛濫，人們無法修建道路，從而難以參与國家選舉。這位發明者研發了一種不受洪水腐蝕的新型混凝土，並希望在鄉村修建道路，改善人們的通行條件，讓他們更容易參与公共事務。但當他向國家交通委員會申請資源時，卻遭到了拒絕。原因是：該地區居民普遍希望擁有農業生產的自主權，因此國家不願意為這些人提供進入選舉制度的通道。而在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也沒有其他機會和機制可以去建設這些道路。

垄斷，尤其是在受到監管體系保護的情況下，構成了類似的威脅。馬克思曾做出一個著名批評：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其內在邏輯會逐步而不可避免地導致生產資料向少數人手中集中。雖然包括哈耶克和米塞斯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並堅信在正常運作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這一結果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人工智能遭到垄斷，那麼馬克思的預測將比以往更加接近現實——無論這是由於歷史規律，還是由於無法預見的結構性變數所致。正如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 [48] 在其著作《閱讀、寫作、擁有》（Read, Write, Own）中觀察到的，初創公司之所以能在市場中找到生存空間，部分原因在於大公司往往目光短淺，無法及時察覺到新興產品正逐步獲得消費者的關注。在專註於自身業務的過程中，這些巨頭常常錯失市場趨勢與動向，而初創企業若運氣足夠好，就能積累足夠勢能以形成競爭力。但如果這些老牌巨頭掌控了人工智能，他們就可能利用 AI 的能力來抹平初創企業原本可以利用的那些優勢。隨着時間推移，垄斷企業將對市場形成難以穿透的控制權，各行各業的價值鏈最終將進一步“上游集中”到這些公司手中——比現在更甚。由專家所忽視、卻能在市場中創造出意想不到價值的顛覆性技術，其創新空間可能會被完全擠壓出去。

由於人工智能具備智能能力，它作為資本工具擁有極大的潛力，能夠創造出改善人類生活的先進技術。但，由於有些對公眾最有益的應用方式，可能並不符合政府與大型企業的利益，其潛在福祉也就可能在權力結構中被悲劇性地削弱。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金融自主權。

看看比特幣的案例就足以說明問題。中本聰（Satoshi） [49] 發明比特幣的初衷，是為了讓人們擁有金融自由的能力——通過創造一種稀缺資源，其價值儲存功能可與黃金相類比。比特幣使那些生活在高通脹、貨幣極度貶值國家的人們，能夠積累具有全球流通性的財富。人們可以擁有一種不會因貨幣供應過量或國家財政赤字上升而貶值的資產。比特幣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更加穩定、安全的生活，它提供了透明性、個人所有權，以及能夠激勵社會合作的制度安排——這一切都無需依賴強制性信任或道德施捨。

人們本希望掌權者能夠設法將中本聰為世界帶來的巨大價值納入現有體系。並不是說比特幣應立即取代法定貨幣，而是說，考慮到比特幣在應對法幣體系中潛在致命問題方面提供了極具前景的解決方案，政府至少應當付出更大的努力，將這些解決方案納入實踐。合理的期待是，執政者會尋求一種方式，將區塊鏈、比特幣及其增強經濟自由的潛力加以整合。然而，直到最近，有關這一技術的監管進展一直緩慢而混亂。在拜登政府期間，由於政策缺乏清晰性與明確性，關於加密貨幣的許多舉措都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在價值，反而阻礙了其更高效、更具生產性的使用路徑。

如果AI被通過監管框架實現垄斷，那麼那些原本有潛力改善人類生活的技術也可能輕易被棄置。若這些技術與政府或企業利益發生衝突，大多數人將無法通過授權或專利使用這些專有模型，而中小型企業也會被併購吸收。儘管人工智能本可以徹底革新選舉平台及人們參与選舉的方式；儘管它本可以通過更優的數據安全手段或創造更多經濟機會來增強個體自由，但探索這些可能性的路徑，若與掌控大多數 AI 技術棧（甚至全部）的公司利益不符，就很可能被封鎖。如果某項潛在的 AI 技術有可能通過解決某些產業賴以牟利、甚至具有寄生性質的問題，從而威脅廣告收入，那麼像谷歌與 Meta 這樣的科技公司幾乎必然會阻止這一技術進入市場的嘗試。

特朗普政府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政策舉措之一，就是其新的加密貨幣政策。該政策廢除了上一屆政府的行政命令，並致力於制定一個有助於推動該技術發展的監管框架。這對於人工智能領域中正在發生的其他形式的創新具有重要意義。有了除了傳統風險投資之外的其他資源——例如通證經濟（tokenomics） [50] ，初創公司可以為其項目提供資金支持，並積累發展勢能。

彼得·蒂爾在其著作《從零到一》（Zero to One）中提出，初創公司本身就在、也應該在尋求成為垄斷者。他們需要在市場中佔據一個特定空間，通過開發專有技術擊敗其他競爭者，並進一步排除後來者進入該市場。正如蒂爾所言，如果企業不想成為失敗者，這種策略是至關重要的。若他們希望獲得投資者的關注，就必須採取建立垄斷地位的路徑。然而，藉助通證經濟以及其他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機制，人們也有機會開發出有價值的技術，同時保留開源精神。在這樣的機制下，合作與協作得以推動，同時也能獲得支持增長所需的資金。

Section 3.4 價值能動性

經濟能動性之所以被削弱，是因為市場中那些具備質感的價值創造機會正在減少，使個體難以通過創新與生產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與慾望。當 AI 技術棧被少數幾家垄斷企業掌控並主導整個生態系統時，即使有人識別出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並設計出強有力的解決方案，如果這不符合大型企業的利益，該方案也很可能無法進入市場。經濟活動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價值，不應建立在一套容許權力任意壓制、扼殺對社會整體有益事務的權威機制上。那麼，AI 垄斷企業又是如何壓縮人們在價值能動性上的“質性豐富機會”的呢？

如果雷·庫茲韋爾的奇點理論及其相關預測哪怕部分屬實——如果人類真的將與非生物智能融合，並生活在日益人工化的環境中——那麼人工智能的垄斷不僅不可取，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反烏托邦式的局面。這種設想喚起了關於“技術霸主”的畫面：他們主宰着人類社會，而人們要麼淪為智能機器的奴工，要麼則是舒適而滿足地享受着智能繁榮所帶來的物質成果。在這樣的圖景中，總有人必須開採礦物資源，而另一些人則消費着由此生產出的豐富商品與服務。但如果我們假設 AI 的發展會快到足以讓智能機器人無需人力就能完成礦產開採工作，那最終所有人都會轉變為純粹的“消費者”。“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庫茲韋爾預測，“幾乎所有例行性的體力與腦力活動都將被自動化。”屆時，唯有那些具有社交性、創造性、創新性或高度不可預測性的工作將對擁有相關技能與培訓的人開放，其餘人將大多成為消費者。而藉助納米機器人、虛擬現實、非生物智能增強技術與無處不在的信息流動，我們的現實將愈加接近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所設想的“體驗機”（experience machine）。

通過某種裝置的介入——無論是接入某種模擬裝置，還是完全沉浸於類似虛擬現實（VR）那樣的数字化、信息化環境中——人們可以體驗到他們所希望的任何事情。任何感官體驗、情緒、思想或事件，都會隨時向任何人開放，隨時可供消費。一個人可以體驗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所帶來的深刻滿足，像蘇格拉底 [51] 那樣在雅典法庭上勇敢地對抗陪審團，或像拿破侖那樣英勇地站在青翠的高崗上俯瞰敵軍，也可以在模擬的攀登中登上珠穆朗瑪峰，體會堅持不懈的榮耀與世界之巔的視野。重要的不是這些事件是否真實發生，而是有人“渴望”它，而它就會“存在”。在這樣的圖景中，人生的目標就是消費；而“道德生活”——值得追求的生活——則被定義為追求內部刺激的生活。外部世界、個體真實的存在狀態將不再重要。一個人是否真實地勇敢、富有同情心、充滿愛意、公正、虔誠、善良或邪惡——這都不再有意義。人們的興趣與衝突將在人工體驗的消費中得到調和。在一個“問題已被解決”的世界中，沒有需要行動者去解決的具體問題，行動者也就變得可有可無；唯一需要的，是“消費”。

這種情境真正危險之處在於，垄斷企業將完全掌控生成技術的算法，也即控制我們可接觸的信息結構。信息將不斷被嵌入到以消費為中心的環境中。理想情況下，人們應當擁有自由，做他們想做的事，以他們認可的方式生活。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建構現實的方式，他們所處的社會語境——都會被那些已經整合智能資本、成為未來唯一商品與服務生產者的公司所過濾與塑造。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其著作《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寫道：“每一個教育系統都有一個它希望達成的道德目標，並據此構建其課程。它希望塑造出某種特定類型的人。”人工智能的垄斷企業將通過改造人的生存環境來塑造“人是什麼”的意義，以符合其自身利益。而真正重要的那些事情——運用能動性、實現真實的自我效能感、發現自己在人生中真正珍視與渴望的事物、建構讓現實更一貫、宜居和統一的人生目標等等的機會——將被被企業利益所強烈影響和操控。而這些利益，本質上是圍繞經濟增長與利潤最大化構建的。

在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52] 與愛德華·赫爾曼（Edward Herman） [53] 合著的《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 [54] 一書中，兩位作者提出，美國媒體實際上是一種宣傳工具，而非客觀的信息來源（這一觀點當時頗具爭議，但如今已成為主流看法）。他們認為，這種宣傳功能是通過一套“過濾模型”來運作的，該模型將信息作為輸入，併為公眾“福祉”完美製造出標準化的輸出。而其中一些媒體過濾機制，正是今天科技巨頭所採用的。第一個過濾器是媒體公司的規模、所有權結構及其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模式。這使得進入媒體市場所需的投資與准入成本變得高得驚人，從而使其他競爭者難以生存。法律制度被用來執行一系列標準，這些標準壓制了初創公司與中小企業的發展；而政府補貼則傾向於支持那些與政府利益保持一致的媒體公司。第二個過濾器是廣告收入。廣告不僅提升了特定公司的利潤，也讓它們在競爭中佔據優勢。那些無法吸引廣告支持的媒體來源往往被市場邊緣化。在此過程中，那些資金雄厚的媒體公司為了爭取廣告商的“青睞”，被迫迎合股東所要求的持續利潤增長。這意味着任何挑戰企業利益的聲音，都可能因營收減少而遭受懲罰，最終被逐出市場競爭。

這兩個過濾器，正是當今科技巨頭在其平台上運用的機制。他們主導市場，並依靠廣告收入獲取驚人的利潤。正如喬姆斯基與赫爾曼所指出的另一個過濾器——意識形態偏向，大科技公司同樣如此。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流媒體會大肆報道敵對國家的種族滅絕與謀殺，卻對發生在美國“勢力範圍”如拉美地區的同類事件視而不見，大科技公司也會在符合其經濟與利益考量時，沿着特定的意識形態線索行事。由於其龐大的利潤模式與動機，大科技公司的利益並不必然與真理、勇氣、準確性、誠實、公正或善惡標準一致。只有當這些價值可以帶來可預見的利潤與效用最大化時，它們才可能被採納。因此，如果 AI 垄斷企業逐步獲得市場主導權，並以其最先進模型為基礎將大量商品與服務推向市場，那麼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他們如何看待現實、哪些事物最值得關注——都會在信息過濾器的引導下被重塑。這些過濾器正是大科技公司用於“產出有利於技術發展結果”的機制的一部分。個體發展自身的機會、形成自我世界觀的過程、以及構成生活統一性的價值體系，都將受到科技信息過濾器的支配與重構。

我們很容易想象這樣一個世界：信息的生成由一小部分集中的模型主導，這些模型構建出一套相互交織的信息網絡，強化着不準確、不誠實、甚至是偽造的信息結構。新聞標題與報道可能散布錯誤主張與對現實的歪曲，而這些說法又會被其他虛假信息源所“證實”，彼此互為支撐。這種信息結構——即信息的組織方式及其意義賦予機制——可能會被人為策劃，以服務於掌握權力與控制信息傳播資源者所設定的特定目的。少數人認為“最好的”內容將被優先推送，而公眾的想法將逐漸變得從屬，最終被操控以符合權力方的利益。這並不是在指責某個實體或個人有惡意意圖，而是在強調這樣一種結構性困境：當生成並傳播社會所消費的信息的能力被集中在少數幾方手中時，這種權力格局所帶來的難以解決的困境。

這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導向類似於前文提到的諾齊克“體驗機”的世界。人們獲得一種超越消費倫理的生活形式能力的機會將被極大壓縮，甚至被徹底剝奪。確實，假設未來大多數工作被自動化，人們通過基本收入實現生活保障，那麼個體將從勞作的束縛中解放，不再被迫為經濟增長貢獻勞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將獲得對約束與必需品的自由。但問題在於，如果沒有施展自由的媒介，如果沒有真正的機會在具體經驗中運用自己的能動性，那麼這種自由就並不是真正的自由——至少不是那種更深層次的、积極意義上的自由。那種引導人們思考“如何生活”、那種通過探索而發現值得投入心力與時間的事業的過程、那種確立人生目標並在充滿挑戰與刺激的環境中努力實現的能力，將會在這樣的結構中逐漸失效，甚至徹底被邊緣化。

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

我們很少意識到，我們對什麼有價值、什麼無價值的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制於我們並不自覺的標準。但一般來說，那些我們未經思考便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正是決定我們有意識思維與判斷結論的關鍵。而那些位於反思之下的習性，往往正是在我們與他人的持續互動與交換中形成的。

如果構成社會的制度是由那些以提升股東利潤為目的的大型企業所主導——這將在它們主導人工智能時成為現實——那麼它們的模型將滲透進經濟的每一個領域，滲入我們的環境。這些環境將影響我們所被激發的生活方式，朝向不再體現為實際的‘存在’（being），而是依賴於‘擁有’（having）。也就是說，什麼是顯著的、值得追求的、具有吸引力的，不再取決於它所需要的努力、它所要求的冒險精神，或它所能激發的成長過程，而是取決於它能否填滿並打發時間。對於一種由消費倫理塑造的意識而言，顯而易見、理所當然的東西，將與另一種由合作構成、旨在促使個體能動性尋求意義與目標的社會完全不同。前者會看到一個充滿各種可能體驗的世界，但這些體驗除了即時呈現的感受之外毫無意義；而後者則仍然會體驗到“必要性”，以及那種不可遏制的衝動——即人必須感受到世界上仍有值得行動之事。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其偉大的美國小說《白鯨》（Moby Dick）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我堅定目標的道路鋪設着鐵軌，我的靈魂被刻槽其上。穿越無底峽谷，穿越山脈深處與激流之下，我直奔而去！沒有障礙，沒有轉彎，只有通向鐵軌終點的直路！

但願，那些曾賦予梅爾維爾寫作力量的精神碎片，在未來的某個角落依然得以存在。

Section 3.5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一書中，尼采描繪了兩種未來人類的形象： “末人” （Last Man）與*“ 超人 ”*（Overman）。這兩者在本能、慾望、動機與驅力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哪些事物對他們而言是顯著且有意義的，什麼是“善”或“惡”，對自我與世界的信念與態度，皆南轅北轍。

尼采對“末人”充滿蔑視，而他的理想目標則是“超人”。“末人”代表一種追求舒適、安逸與滿足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種消費的生活，是一種被動的滿足。末人的畜群（herd）沉浸在“白天的微小快樂、夜晚的微小快樂中，但極度重視健康。他們說：‘我們發現了幸福’，眨着眼睛”。這樣的存在，培養出的是享樂、安逸、飽足與消費的本能。尼采常將這種狀態比喻為“反芻的牛”。而“超人”則是那種能夠保有創造與超越本能的存在，他將生命導向某個遙遠而艱難的目標，藉此創造出一種超出自身的價值，使生活因此獲得尊嚴與意義。超人仍然保有那種穿越變革性經驗的衝動，那種能改變自我存在狀態與意識體驗的本能。正是這種衝動激發個體去掌握現實、理解現實，並因此增強他們影響現實的能力——個體越來越能夠通過自己的活動與存在方式去塑造經驗，建構世界。“末人”的美德——最大化快樂並最小化痛苦，在“超人”看來，恰恰是墮落的惡德。

人工智能的垄斷結構及其以利潤為導向的模式，正在推動“末人”的出現；而開源則是在為“超人”保留空間。隨着人工智能被集中於少數強權之手，並通過這些權力機構設定的參數向市場大量輸出商品與服務，整個信息景觀及其傳播網絡將被精心策劃成一種倫理結構——這種倫理以最大滿足與持續消費所帶來的舒適感為核心。在這樣的結構中，個體所接觸到的機會與環境將不再是“質感質性豐富”的；它們不會激發人們內在的主動能力，而只會使人變得能夠追求一種消費社會所設定的終極目標——即最大化產出與回報的路徑。

而開源生態系統，則保留了一個人類能動性仍能找到出口的空間。在那裡，創造力與創新的目標不再僅僅是為了逐利，而是為了實現一種更完整的人類生活。

現在，本文開篇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自動化是否能帶來足夠多的機會，使被替代的勞動力能夠重新獲得工作？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黑客範式與開源生態系統的確讓這一目標更為可行。彼得·蒂爾的《從零到一》可以說是一本創業者指南。而他在書中明確指出：創業的目標應當是至少模仿，並努力實現垄斷。所謂“成功”，就是在某一市場領域內佔據主導地位，排除其他進入者，並通過專屬供應尚未滿足的需求來實現利潤最大化。但成功初創企業的統計數據 [55] 卻令人沮喪。初創企業的失敗率高達90%。在那些成功者中，首次創業者只佔18%。獲得風險投資資金的初創企業不到1%；獲得天使投資的比例也不到1%；約有75%的初創公司依賴“信用卡債務、商業貸款與信用額度”來籌集資金。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而對那些敢於創業，尤其是技術驅動型創業者（這是失敗率最高的一類）所需承擔的門檻與風險，往往近乎不可逾越。蒂爾之所以鼓勵初創企業採用垄斷策略，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唯有在獲得足夠穩固的市場地位之後，公司才終於能夠喘息、拓展與創新。一旦達到垄斷標準，企業便能掌控其特定領域（甚至是整個）市場中的價值輸出——理論上，這會給企業與消費者雙方帶來好處。

然而，這種能力最終被集中在極少數能夠僥倖成功的公司手中。一旦掌握了這種能力，它們便沒有自利的動機去放手。而當某家企業依靠其垄斷地位終於獲得創新的自由之時，這種專屬能力卻也意味着其他擁有創造潛力的人被排除在外，僅僅因為他們沒有獲得那唯一的機會。

如果企業的成功幾率更高，那無疑會更具吸引力。但傳統的融資方式以及作為成功創業者所需經歷的艱難過程，往往會打擊甚至扼殺那些本有能力提出改變世界的強大創意的人們。而黑客範式之所以具有深遠意義，正是因為它能夠提供豐富的機會，讓人們得以創造價值，而無需承擔傳統創業所附帶的高風險。黑客範式的“北極星”之一，就是致力於打造一個開放的、無需許可的生態系統——一個充滿機會、人們可以自由進入、自由利用關鍵技術信息，並能夠與成熟企業協作，從而共同創造出更好、更具創新性的產品的環境。開放的生態系統能夠賦予人們創造價值的可能，而封閉系統則將他人排除在外，關閉了協作的大門。

按照蒂爾模式的創業路徑，那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它需要強烈的意志、非凡的創造力，當然還需要一定的運氣。而這三者的完美契合，是極其罕見的。因此，真正能在創業中成功的人少之又少。通過一個無需許可的開源生態系統，通過減輕人們在創造有價值事物時所承受的沉重負擔，我們可以釋放出大量機會——這些機會無需你擁有成為喬布斯或貝索斯那樣的雄心與資源，也不要求你必須獨力成就一番技術帝國。事實上，那些科技巨頭的成功，早已遠遠超越了他們當初想要創造創新科技的初衷。開源生態系統將推動科技進步的機會民主化，使人們能夠真正參与其中，不必成為少數天才企業家的複製品。創新，理應是更具協作性、更廣泛分佈的，也應當距離普通人更近。黑客範式正在使這成為可能，它正在重構賽場的平衡。

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一名“黑客”。但開源為我們保留並拓展了一種最佳的原型模式，通過它，可以將具體的機會持續地、公平地分配給人們，讓他們得以實踐自己的能動性。正是通過擁有這類機會，人們仍能發現和體驗到那種強烈的召喚感——“我必須去做某事”——即，一個目標的存在，使個體不得不相信，若忽視它，人生就將失去意義與目標。如果我們生活的世界中，人們能接觸到的、最顯眼且最具吸引力的事物，僅僅是尼采所說的那種“幸福”——那種不涉及個人犧牲、不包含作為德性的獻身（devotion）、也無需為艱難而變革性的事業奮鬥的意願的“幸福”——那麼這樣的世界無疑比不上另一個世界：在那裡，人們擁有真正的機會去成就偉大的事業，只要他們願意去追求。

結語

當 IBM 的“深藍”在 1997 年擊敗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時，象棋並未因此被淘汰。人們依舊繼續比賽，並不斷變得更強。這一事實——即從那以後任何人類棋手都不可能戰勝 AI 程序——並未動搖那些熱愛象棋之人的熱情與動力。那些獻身於象棋的人依舊渴望打磨自己的技藝，學習更複雜的策略，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超越其他选手。象棋选手依然渴望變得更優秀，僅僅是為了變得更優秀。通過意志與投入實現成長，當他們登上新的水平時，那種深刻的成就感依舊真實而寶貴，儘管一台機器將永遠是更強的选手。

在一部關於李世石（Lee Sedol）在 2016 年敗給 AlphaGo 的紀錄片中，有人說：“他在這台機器的對弈中獲得了成長。他的人性在與這台無生命的創造物對局之後得到了拓展。而我們的希望，是這種機器，尤其是背後的技術，也能對我們所有人產生同樣的作用。”還有人說：“或許 AlphaGo 能向人類展示一些我們從未發現過的東西。或許那是一種美。”如果被正確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拓展個體影響與改變世界的能力。它可以提供創造的機會，而非只是勞作的義務；可以喚起意義的體驗，而非冷漠與疏離；可以使人獲得一種有價值的自由，而非無所依託的自由。但這一切都取決於社會寫作和去推動人們向值得努力實現的目標前進的環境；它也要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競爭。

註釋

[1] 美國人工智能理論家、作家，MIRI（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機器智能研究所）創始人之一。 

[2] 俄羅斯裔美國計算機科學家，路易斯維爾大學教授，專長於AI安全和人工智能倫理。 

[3] 瑞典裔美國物理學家、MIT教授，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未來生命研究院）聯合創辦人。 

[4] https://futureoflife.org/open-letter/pause-giant-ai-experiments/. 

[5] https://a16z.com/the-techno-optimist-manifesto/. 硅谷知名風險投資家、網景（Netscape）瀏覽器聯合創始人，Andreessen Horowitz投資公司創始人。 

[6] https://ia.samaltman.com/. OpenAI CEO. 

[7] 發明家、未來學家、作家，現為谷歌工程總監。

[8] 特斯公司CEO，SpaceX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X（原Twitter）所有人。 

[9] HAL 9000（簡稱HAL）是科幻小說和電影系列《太空奧德賽》中的虛構人工智能角色，由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和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共同創作。在作品中，HAL 9000原本是飛船“發現號”（Discovery One）的中央控制系統，它被設計得極其可靠，擁有高度智能、情感模擬能力，負責飛船運行，包括導航、生命支持、通信等核心任務。在執行任務時，由於HAL開始表現出微妙的異常（如錯誤報告設備損壞），同行宇航員決定關閉HAL。當這一計劃被HAL得知，HAL控制飛船上設備造成了同行宇航員的死亡。但後續作品揭示，HAL的表現是由於收到了相互衝突的人類指令，並決定殺死宇航員來保證兩種指令都能夠實現。

[10] 法國經濟學家。

[11] 美國經濟和社會理論家、作家、公眾演說家、政治顧問和活動家。 

[12] 經濟學家、教授，現任斯坦福大學数字經濟實驗室主任。 

[13] 研究員、作家，MIT斯隆管理學院副教授、MIT数字經濟計劃副主任。 

[14]  http://digamo.free.fr/brynmacafee2.pdf/

[1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ising-inequality-a-major-issue-of-our-time/

[16] 硅谷投資人，PayPal創始人，企業家、風險投資家、政治思想家、作家。 

[17] 經濟學家、哲學家、道德理論家，古典經濟學奠基人。

[18] 芬蘭哲學家。 

[19] 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理論家，德國社會學與歷史學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稱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

[20] http://www.catb.org/esr/faqs/hacker-howto.html

[21]  這三個詞的區別在斯密研究中並沒有得到廣泛討論。一些學者認為它們是同義的，通過重複表達強調（參考J.Z. Muller, (1993)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第69頁，Willie Henderson and Warren J. Samuels, (2004) The etiology of Adam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in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就這三個詞在英語中的使用歷史而言，truck system在英國曾經意為用實物作為工資的薪資制度，barter通常指不涉及貨幣的物物交換。

[22] Eric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23] 古希臘哲學家。

[24] https://happyheartfamilies.citymax.com/f/Self_Efficacy.pdf

[25] https://happyheartfamilies.citymax.com/f/Self_Efficacy.pdf

[26] 一個專註於在線支付處理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平台，幫助企業在互聯網上管理資金流動。

[27]https://www.applogicnetworks.com/blog/sandvines-2024-global-internet-phenomena-report-global-internet-usage-continues-to-grow

[28] https://www.emarketer.com/learningcenter/guides/amazon-revenue/

[29]https://cxotoday.com/news-analysis/big-tech-to-own-two-thirds-of-world-data/#:~:text=Without sounding like a predictor of doomsday%2C,data centers while the rest is on

[30]https://botpopuli.net/digging-deeper-assessing-big-techs-capture-of-the-internets-infrastructure/#:~:text=The dominance of Big Tech,Services (AWS) in 2006. 

[31] https://academic.oup.com/policyandsociety/advance-article/doi/10.1093/polsoc/puae012/7636223

[32]https://finance.yahoo.com/news/big-tech-set-to-invest-325-billion-this-year-as-hefty-ai-bills-come-under-scrutiny-182329236.html

[33]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3/12/05/1084393/make-no-mistake-ai-is-owned-by-big-tech/

[34] https://academic.oup.com/policyandsociety/advance-article/doi/10.1093/polsoc/puae012/7636223

[35] https://academic.oup.com/policyandsociety/advance-article/doi/10.1093/polsoc/puae012/7636223

[36]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3/12/05/1084393/make-no-mistake-ai-is-owned-by-big-tech/

[37] 硅谷知名投資人，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簡稱a16z）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38] https://a16z.com/why-deepseek-is-a-gift-to-the-american-people/

[39]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11/01/2023-24283/safe-secure-and-trustworthy-development-and-u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40] 美國著名記者、專欄作家，獨立新聞平台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的創辦人。 

[41] https://darioamodei.com/on-deepseek-and-export-controls

[42] 半導體行業分析師，SemiAnalysis網站創始人。 

[43] AI研究員、工程師。

[4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JtvzF-FP8&t=2736s

[45] http://www.northamericannietzschesociety.com/uploads/7/3/2/5/73251013/nietzscheana5.pdf

[4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gon

[47] 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中對自然狀態下的人的生活的刻畫。

[48] 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普通合伙人，負責加密貨幣與Web3投資部門（a16z crypto）。

[49] 比特幣（Bitcoin）的創造者，身份不明。

[50] 也譯為“代幣經濟學”，是對加密貨幣或區塊鏈項目的經濟層面的研究和分析，尤其關注其原生数字代幣的設計和發行。該術語由“代幣/通證”（token）和“經濟學”（economics）兩個詞組合而成。

[51] 古希臘哲學家。

[52] 美國教授和公共知識分子，以其在語言學、政治活動和社會批評領域的研究而聞名。喬姆斯基有時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他也是分析哲學的重要人物和認知科學領域的創始人之一。 

[53] 美國經濟學家、媒體學者和社會評論家。 

[54] https://focalizalaatencion.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12/08/herman-chomsky-2002-manufacturingconsent.pdf

[55] https://explodingtopics.com/blog/startup-failure-stats

Agency/Agent/Agentic/… 能動性 

Being （以…方式）存在 

Qualitatively Rich 質性（上）豐富 

Open Source Ecosystem 開源生態系統 

Proprietary 專有 

Pleasure 快樂 

Happiness 幸福 

所有著作、節目與人物名稱第一次出現標記英文原文。 

除網站鏈接之外的腳註，均為譯者補充；腳註中的外部鏈接為原文超鏈接的對應標記。 

原文中的特殊格式均保留在中文對應詞項中。